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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研究的新里程 　　《韩昌黎文学传论》(以下简称《传论》)由三秦出版社于2003年1月出版。这是西北大学教授阎琦继《韩诗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韩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之后的又一部韩愈研究专著。 　　全书分上下二篇。上篇题为《韩愈家世生平考论》。顾名思义，它旨在对韩愈复杂的人生历程，作尽可能细致、准确的探索与阐释。它具体涉及到韩愈的前世造化与后天历练两个方面，下辖两章。第一章为《韩愈家世郡望综合考述》，从小而关键的地方人手，开篇指出韩愈的里籍“在唐为河南府河阳县，即今河南孟州市”，并以雄辩的论证，冲破了历来充斥于学术界的有关韩愈郡望的“昌黎说”、“南阳说”、“颍川说”、“陈留说”等迷雾。之所以花较多笔墨作这样的论辩，是为了说明：韩愈的家世自进入唐代就是中下层的官僚，到韩愈长成、准备进入仕途之际，已经接近“士”的底层了。韩愈像其他众多活跃在科举舞台上的“寒俊”士子一样，有“冒认名宗”的势利之见――作者一开始就力图还原出韩愈作为平常人的凡俗之处。在叙述韩愈悠远的世系时，作者发现韩茂是韩愈确凿无疑的七世祖，并认为：从韩愈一生好议论军事、尝从裴度讨淮西以及晚年任兵部侍郎等事，能看出韩茂对韩愈的一些影响。亲系中对韩愈生平影响最大的人是叔父韩云卿和长兄韩会，韩会尤甚。《传论》称：“贞元时期，韩愈刚刚开始散文创作的时候，就舍弃了当时在文坛上占据压倒优势的骈文，选择了非主流的古文，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究其原因，可能是受到了长兄韩会的影响。” 　　在第二章《韩愈生平考论》中，作者将韩愈的一生划分为五个大的时期：一、读书、应试、佐幕时期，二、初试长安、贬谪、量移时期，三、两京宦海浮沉时期，四、贬潮与刺袁时期，五、晚年还朝时期。与韩愈研究的同类著作相比，《传论》在这方面来得具体而细致。 　　在第一期的描述中，作者突出了韩愈的干谒活动。《传论》称：随着科举考试的竞争日趋激烈，干谒中种种苟且之事泛滥成灾，韩愈有非常丰富而痛苦的干谒经验和体会。难能可贵的是，韩愈的干谒书翰“始终有一个中心的意旨，那就是以他自己为例，健全国家发现人才、引用人才的制度。这是他前期诗文中一个不断出现的议题。”他撰写著名的《师说》、《马说》，就是让人感动的实例。他一生几次在外佐幕打理军事，几次人国子监浇溉文学之士，几次遭贬经受痛苦与失落的煎熬。总起来看，韩愈的人生是辉煌的，却时时充满晦涩与艰险；他的人格无疑是伟大的，但也免不了庸俗；他的性情是勇敢而执著的，却又时常患得患失，显得急躁。作者早先所著《韩诗论稿》认为韩愈总体上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政治诗人”，这应该说还只是个平面的概念，《传论》明显地丰富了它，称：“他原以为求仕仅在‘为人’，就是致君泽民，现在却认识到不但‘为人’，还要为己，解决个人和整个家族的衣食生计问题。”无疑的，由理想的巅峰时刻下降到世俗的多难的土地，这实在是中唐人区别于初盛唐人的一大关口。 　　《传论》下篇为《韩愈文学评论》，电分二章。第一章为《韩愈的诗歌历程》，很明显是以纵向的视角来动态地解释韩诗的。韩诗所呈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风貌，是对诗歌传统的颠覆，但它不是生来就“一洗万古凡马空”的，它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作者依据本书上篇所铺开的坚实的基础，分析了韩愈一生中各重要阶段担任官职的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社交环境的不同，以及其思想认识、情感活动的变化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韩诗在起步阶段，选择了一条迥异于摹仿大历诗风的复古之路，确立了取法汉魏、追慕高古的诗歌追求。韩愈的挺立，和诗风相近的前辈诗人孟郊一起，成为当时诗坛的亮点。在辗转幕府、沉寂下僚的八年，韩诗在保持高古风貌的同时，尝试着开避“奇险”的新天地，从《远游联句》开始，“奇险”成为韩诗最突出的特征。与高古诗风追求的自然真率不同，“奇险”作品中体现出最本质的特点是锻炼。中唐时期新奇极端的现实，尖锐激烈的矛盾，变幻莫测的心绪，都是生活在盛唐时代豪壮乐观的士人难以想象的，也是以自然天真、圆熟清丽见长的盛唐诗歌无法承载的。韩愈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其卷入矛盾之深、方面之广、时间之长都可为中唐时代的代表。他应时而动，在贞元末期到元和前期对自己的诗歌进行“扩大化”改造。所谓“扩大化’’就是把传统意义上诗歌不屑于表现、不善于表现或习惯上不属于诗歌表现范围的内容引进这个领域。在元和后期及长庆年间，韩愈官高位重，其诗歌呈现出向传统回归“电无风雨也无晴”的暮年态势，这也意味着对此前诗歌变革的修正。论者指出，《韩诗论稿》“没有动态地提示多样化风格与主体心态、审美理想的关系及多样化风格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只是予以静态的描述。而且也没有指出‘阳刚与阴柔的交融’和‘写实’等手法与多样化风格有何内在联系。”(乔默生主编《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传论》无疑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