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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启蒙运动性质新探 　　[摘要]1936-1940年的中国新启蒙运动虽部分由马克思主义“新哲学”者所发动，而其性质则是一场以自由民主为取向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主要基于该运动系应建立文化救亡的“最广泛的联合阵线”和自由民主政治而生，“新哲学”者在运动中为使联合面尽可能广泛而不得不严防组织领导的宗派性并主张自由竞争，新启蒙者自己给运动的定性也是爱国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和理性的综合运动。国共两党对该运动的最终取缔或放弃。昭示着其自由民主的第三条道路方向。 　　[关键词]新启蒙运动　性质　马克思主义　自由主义　民主主义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2―0105--06 　　 　　20世纪j四十年代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出现的新启蒙运动，是由自称为“新哲学”者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艾思奇、陈伯达、柳浞、何干之等人，以及自由主义者张申府、朱光潜等人联合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本质上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由二者共同发起的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其性质到底何属?对于这一饶有兴味的问题，学界有不同看法。一种权威的观点是既然这场运动部分系由马克思主义“新哲学”者所发动，且被视为“五四”启蒙运动的继续，因而它是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的启蒙运动，或说是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并认定这场运动一直延续到1949年。然而，努力回归历史时空场景，全面考察新启蒙运动产生的原因，“新哲学”者在这场运动中的实际地位，新启蒙者自己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及内涵的界定，及该运动的最终结局，相信会得出与此不同的认识和结论。 　　 　　一、新启蒙运动应建立文化救亡的“最广泛的联合阵线”和自由民主政治而生 　　 　　凡启蒙运动必有=三个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凡是启蒙运动必然反迷信，反武断，反盲从，反权威，反传统。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尤其在于反封建。”这是新肩蒙运动发动者之一张申府对启蒙的定义。 　　马克思主义“新哲学”者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以唯物辩证法为理论武器，解释中国的现实生活。系统地、深刻地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进而建立一个文化救亡的“最广泛的联合阵线”；而这种联合是以爱国主义为依归，且以民主主义为前提的。陈伯达认为发动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求中国“新哲学”者用唯物辩证法来解释当时中国的现实生活，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和“抵抗礼教的联合阵线”，为此要和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爱国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理性主义者、“自然科学家”，结合成“最广泛的联合阵线”。何干之认为，这种看法勾画出了文化上的救亡主义、反武断主义、民主主义以及文化上的大联合的一个轮廓，是对新文化运动为何要以爱国主义为依归，以民主主义大联合为前提，来反对传统、开发民智的原则规定。所以民主主义是这场运动的一个核心、本质的概念。自由主义者虽强调这场运动是常态――社会进步的正常需要，是建立自由、民主政治的需要，同时也承认该运动“本是时代的需要”，“本就是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可见，“新哲学”者与自由主义者这两种思想体系截然不同的流派，之所以能共同发动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是因为面临的抗战救亡时代主题的相同。而其各自不同的思想特质又使之终有不同取向。 　　从时代背景看，自由主义者和“新哲学”者联合发出“新启蒙”的号召，能得到社会的普遍响应而发展成为文化思想上的一场运动，是与政治民主运动相伴随的。关于新启蒙的提出，虽然张申府早在1933年即有此意，但由于民族危机和民族意识自觉程度的局限，其倡议当时得不到广泛响应，未能形成一场运动。直到1936年9月10日陈伯达将新启蒙的词句再次有意识提出，才得到思想文化界少数上层分子的回应，艾思奇视之为新启蒙运动的开端。1937年，全国上下团结御侮的局势逐渐明朗化后，政治上的民主运动与文化思想上的新启蒙运动，终于成为广大文化人抗敌救亡的共同目标和针对国难产生的两种主要潮流。 　　从以上可知，这场运动主要是应抗战救亡和建立自由思想、民主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这决定了该运动必然是一个现实性很强、涵盖面很广、民主色彩比较浓厚的思想文化运动。 　　 　　二、“新哲学”者在运动中严防组织领导的宗派性而主张自由竞争 　　 　　一个运动的组织名称、组织纲领，以及倡导者在组织中的地位，是判断其性质的重要的客观标准。 　　“中国新启蒙学会”的组织名称显示了该运动的广泛联合性。为开展哲学上的救亡民主大联合即新启蒙运动，陈伯达建议从组织上结合。最初这个组织有两个名称可供选择，即“中国新启蒙学会”和“中国哲学联合会”，因前一名义在思想界涵盖的范围更广，陈更倾向该名称，从中可知该运动发动者希望联合的广泛程度。“中国新启蒙学会”的纲领及其工作任务主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