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戏曲创作中的“拟剧本”现象.docVIP

明清戏曲创作中的“拟剧本”现象 　　摘要：明清时期的戏曲创作出现了一种“拟剧本”现象。这种“拟剧本”是作家有意识地以诗文的视角和思维对戏曲剧本格式的一种合目的性的利用，戏曲剧本格式是外壳，作者的情感和意绪是内核，诗文创作是思路。它是立于诗文角度对剧本格式的“拟”，并不指向于演员舞台的表演，而是传统文人诗文自娱、自显性质的文学写作。这种文学现象，说明了明清时期一批文人作家对戏曲抒情言志功能的认定和看重，体现出诗文表意传统与戏曲表意优势的契合，客观上也拓展了“诗言志”表达方式的文体实验领域。 　　关键词:明清时期；戏曲；拟剧本 　　中图分类号：J809文献标识码：A 　　 　　对于舞台性不强、只适合阅读的戏曲作品，一般统称为“案头戏”，历代剧论者对其多有微词，也不把这种剧作视为上品。其实，对于“案头戏”，创作上有因作者意图、思路的区分，品评上有因论者视角和标准的不同。若看到这些，我们应对某些“案头戏”作品的出现意义和存在价值另作评定。 　　 　　一、“有意为之”的“拟剧本” 　　 　　元代末期，就已出现了文学性、伎艺性两种戏剧观念的分化，伎艺性观念关注于戏曲的舞台表演，把杂剧视为艺人的伎艺扮演行为，而文学性观念关注于戏曲的文学创作因素，把杂剧视为作家的文学创作行为，“由此酝酿了北曲杂剧(甚至整个中国戏曲)创作与评论中文学性和伎艺性的分化，从而划出了中国古代戏曲进程中作家戏剧与演员戏剧两条发展线索”［1］。文学性戏剧观念为中国戏曲的创作、批评引入了作家因素、文学因素，表现出一部分文人作家为提升戏曲的文学价值所做出的努力。在元末时期的文人剧作家的观念中，戏曲创作就已渐被视为文学性的创作行为，而不是伎艺性的扮演行为，戏曲创作中出现了偏求文学性的现象。这一观念及其实践，有力地提升了戏曲的文学地位，减淡了戏曲为“贱伎”的意识，从而吸引了更多的文人涉足此域。 　　于此同时，这种文学性戏剧观念的提倡，也使得一些文人在涉身戏曲创作时过多讲求文学性，而忽视了伎艺性因素。明清两代文人的戏曲创作，无论是传奇还是杂剧，都有偏离伎艺性而偏重文学性的创作倾向，由此出现了大量追求文学性而舍弃伎艺性、脱离舞台表演的“案头戏”。当然，讲究文学性的剧作中也有一些兼顾伎艺性的戏曲创作，它们语言当行，曲词本色，论者称之为“场上之曲”。这种案头、场上的划分是基于戏曲演出的标准而作出的，而对所谓“案头戏”的贬斥也是基于戏剧演出的标准而作出的，如明代剧论家王骥德在论及剧本创作时就说：“其词格俱妙，大雅与当行参间，可演可传，上之上也；词藻工，句意妙，如不谐俚耳，为案头之书，已落第二义；既非雅调，又非本色，掇拾陈言，凑插俚语，为学究、为张打油，勿可作也!”［2］(P137)剧本创作的原意是指向舞台表演的，离开了舞台性，就难称真正的剧本了。当然它不排斥文学性，好的剧本应是文学性和舞台性俱佳的，即所谓“大雅与当行参间”。以此视角和标准来品鉴，“案头戏”当然不会得到赞许，而贬斥“案头戏”者也是站在这一立场，把所有戏曲作品都视为应是以舞台演出为目的的创作。其实，若对“案头戏”详加探析，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忽视了一些“案头戏”的创作意图。 　　“案头戏”与“场上之曲”对称，是基于戏曲舞台表演视角的区分。倘若从作者创作戏曲的意图这一视角来看，这“案头戏”则有作者“无意为之”和“有意为之”的区分。 　　“无意为之”的案头戏指作者本意是为舞台表演而创作剧本，创作时还有意识地严守戏曲的体制，但由于自己对戏曲舞台演出方面一些规定性元素和戏曲创作技巧的不熟，事与愿违，创作出的剧本并不适合场上演出，只能供案头文字阅读，遂堕入“案头戏”之流。 　　“有意为之”的案头戏是指作者创作戏曲之始就明确自己并非为舞台表演而创作，而是意在抒情言志寓意，只不过他选择了戏曲这一形式罢了，或者说，他们是有意模拟戏曲的剧本形式而进行自己情志表达的文学性创作，就如同用诗文形式进行抒怀一样。对于这种戏曲创作，我们可特别标称为“拟剧本”。这是一个与“剧本”相对应的称名，是指作者有意模拟剧本的形式来进行自己主观情志表达的文学创作，而并非如真正意义上的剧本那样指向舞台表演。正如鲁迅先生提出“拟话本”概念以标称明清文人有意模仿原与说话人表演密切相关的话本之体，其“拟”字即突出这些仿作虽有话本之体，然已非为说话人口演而作的思路(“已非口谈，然犹存曩体”)［3］(P78)。与此相类，本文所提“拟剧本”概念之“拟”字，即强调这些文人作者的“有意为之”，含有作者主观意图上是模拟剧本格式之意。所以，“案头戏”并不可一般地通称之为“拟剧本”。因为“拟剧本”是一个与剧本相对应的称名，而案头戏则是与“场上戏”相对应的称名。“拟剧本”强调的是“拟”字，按“拟话本”的取名含义，含有主观意图，即作者主观上是模拟剧本格式，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