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新潮演剧中的“演说”问题.docVIP

清末民初新潮演剧中的“演说”问题 　　摘要：“戏中有演说”是清末民初新潮演剧的一个普遍现象，它主要通过情节演说、主题演说和角色演说得以实现。国外戏剧样式的误读对这一现象的产生有重要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传统中国戏曲文类和戏剧意识本身。从“戏中有演说”现象可以反窥和证明：新潮演剧在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史上是一个独立的特殊阶段；新潮演剧在戏剧文类抉择上体现出的“新旧并举”企图并没有实现；现代戏曲和话剧都曾经历过新潮演剧的洗礼，都是中国现代戏剧场域的必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新潮演剧　演说　现代戏剧格局 　　中图分类号：1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3－0136－07 　　 　　戏剧观念意识的震荡，促成了清末民初新潮演剧的兴起。外来和本土戏剧意识混杂在一起，各种非戏剧性社会因素也漫漶于戏剧领域，“演说”就是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伴随演说意识的崛起，新潮演剧开始盛行于中国戏剧舞台；当人们对“戏中有演说”进行离析和分辨时，…强烈的演说意识受到了质疑，新潮演剧也开始消歇了。本文拟就此进行初步探讨，以期从一个特定视角，管窥新潮演剧的质地。 　　 　　一、戏中有演说 　　 　　1904年，三爱(陈独秀)在《论戏曲》一文中，把“多编有益风化之戏”的戏剧变革目的，与“戏中有演说”的戏剧革新手段放在了一起讨论，川具有十足的新潮意味。于此前后，在中国的小说、戏剧、学校教育和广泛的社会领域，演说都作为一个新事物，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同和吹捧。“演说一道，最易动人，故欧美特多，分门别类，几无一处、无一业无演说。”急于接受欧风美雨浸润的中国文化艺术界，开始捕风捉影般地痴迷起演说来。小说中有演说，李伯元著《文明小史》第20回，有“演说坛忽生争竞，热闹场且赋归来”的详细描述。各种学会中有演说，“去年湖南之南学会，京师之保国会，皆西人演说会之意也。湖南风气骤进，实赖此力”。学校教育提倡演说，《复旦公学章程》第16章载明：“开演说会……练习语言，摩厉识力。”在各式各类的演说中，戏剧中的演说似乎更为引入注日，也更为流行。 　　中国近代巾帼英雄秋瑾论到《演说的好处》时认为，演说与文章比起来“人人都能听得懂，虽是不识字的妇女、小孩子，都可听的”。梁启超也认为：“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也就是说，他们倡导演说是因为演说便于大众启蒙和大众教育，可这样一来，演说的目的和戏剧变革的目的就发生了重叠。站在大众启蒙和大众教育的立场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戏剧活动有其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大公报》1902年11月有一篇《论演说》的文章，“序列性”地探讨了演说与演戏的关系，认为“欲开民智，必立学堂”，然而“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可是“演说”会也“不易举”，用最好的办法就是演戏。《春柳社演艺部专章》赞成这一观点，认为“文成舆论，左右社会……然与目不识丁者接，而用以穷。济其穷者，有演说，有图画，有幻灯(即近时流行影戏之一种)。第演说之事迹，有声无形；图画之事迹，有形无声；兼兹二者，声应形成，社会靡然而向风，其惟演戏欤?”“所谓社会教育”睢有“戏剧一端而已”，是当时人对这个问题的普遍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许多人也把演戏“误”当作了演说。认为“弹唱小说者亦演说一道”，“沪上所演《铁公鸡》、《左公平西》之类，发扬蹈厉，感人实深，声色并传，雅俗共赏，亦别开演说一生面也”。新潮演剧者被人看作是“演说家”，观众“均以新戏为演说一流”。《惠兴女士传》“没开场的时候”，就有人先行上台演说，“每说一段，满园的人，都一齐拍手。并且鸦雀无声，听的极其入神”。组织者呼吁，“如果各班戏子，都排新戏，演新戏都带演说，中国的人，一定开化的快了”。有人批评“梁启超的《劫灰梦》、玉桥的《广东新女儿》、觉佛的《活地狱》等”，颇有些“类似化装演讲”。可是在我看来，它们不仅仅是“类似”，可能本来就是被人“当作”化装演讲来对待的。 　　如果演戏被看作是演说，那么演说当然也可以用演戏的方式进行了。陈天华的社会变革檄文《猛回头》以“弹词”的文体样式发表――须知，在当时人眼里，弹词也是戏曲之一种。不容否认，“戏”和“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本有类同的地方，它们都趋向于“演”和“现身说法”。魏榜贤等去赴演说会，每人要付5角钱，作者写这个的目的是要告诉人们演说者的惟利是图，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却是演说的“游艺”性质。春柳社等就曾多次以赈灾的名义义演，赈灾者收入做公益，可它并没有掩盖“受捐”、“付钱”的事实。表演本身带有愉悦性，因此它才可以取值。而不论是演说还是演戏，均以受众的好恶为指归，表演者为了“取悦听者……无不粲苏张之舌，为委曲之谈，盖将以博听者之鼓掌欢迎也。是故登台者，每兢兢惟恐不能得台下人之欢心，若优伶之必以喝彩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