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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则与经济权利 　　 [摘 要]《京都议定书》既是一个“环境规则”公约，也是一个“经济权利”公约。它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价值追求、环境义务、经济权利、国家主权、利益分配等问题置于一种灵巧的制度安排之下，其视野远远超越了环境法律而触及到诸如产权关系、交易成本、效率最大化、市场均衡等经济学原理和内容，实现了法律规则与经济规律的对接，是法律与经济学优生优育的结果。 　　 [关键词]京都议定书 环境规则 经济权利 　　 〔中图分类号〕X196；X1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9-0095-04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法律协议，体现了国际社会通过多边磋商和共同行为来解决温室效应、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努力。尽管《京都议定书》以大气环境容量的法律控制为其外在形式，但它同时也力图通过多边经济合作来促进大气环境权的跨国配置和交易。因此，《京都议定书》既是一个“环境规则”履行公约，也是一个“经济权利”分配公约，蕴涵着非常深厚的法律经济学理念。 　　 　　一、权利与义务的经济性 　　 　　首先，《京都议定书》修改了传统的“定性”规则，将大气空间这一以往被视为“自由获得的环境资源”重新定义为“可分配的经济利益”，具有“稀缺性”特征，因此也是炙手可热的经济资源。 　　其次，《京都议定书》修改了传统的“定价”规则，即由原来各个国家对大气空间的免票入场或随意就座改为根据限额凭票入场或对号入座，例如对温室气体环境容量的计算和测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国与国之间的重新分配和有偿转让等。尽管对温室气体排放有多种多样的衡量标准，但在经济学家看来，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种可计量的经济利益。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考特所说的，“法律所创制的规则对不同种类的行为产生隐含的费用。”事实是，《京都议定书》成功地实现了环境权利向经济权利的转换。 　　 　　二、权利与义务的互换性 　　 　　传统意义上，污染排放通常不被认为是一种“应有”或“正当”权利，相反，它属于经济发展导致的“负效应”或“环境成本”。“处理（环境污染）消极外在性最严厉的方法是把它视为非法。”但《京都议定书》却颠覆了这一简单的逻辑。 　　在《京都议定书》内容框架下，温室气体（污染）排放以一种法定的“应有权利”或“正当权利”形式出现，并允许在一个跨国界的范围进行分配，体现了义务与权利之间的理念转换，即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均享有发展和生存的权利，而这种发展和生存权具体体现为它们享有向大气空间排放污染的权利，并且需要适当的排放空间。正如一个完整的呼吸过程必然要涉及新鲜空气的吸入和浊气的呼出一样，禁“呼”实质上等于禁“吸”，照样会导致生命的窒息。从这一点上说，污染排放和污染防治属于权利与义务的彼此依附和相互统一，不存在截然的对立或排斥。 　　 　　三、权利与义务的可追溯性 　　 　　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大气空间一直是一个“捷足者先登”的场所。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活动的先发优势，先入为主地造成了大气空间中大量的、并且仍在持续发生的温室效应。 　　从法律适用时效的角度看，《京都议定书》目前仅仅对发达国家规定了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这可以视为对发达国家历史“侵权”行为进行的现实责任追溯，事前“侵权”必须要进行事后“赔偿”。实际上，发达国家从19世纪工业革命就开始大量排放温室气体，而二氧化碳在大气空间中的存续时间旷日持久，贻害至今。不仅如此，占世界人口22%的发达国家消耗着世界上70%以上的能源，其排放总量占到50%以上。《京都议定书》不认可发达国家对其历史或现实责任享有时效性的义务豁免。法律要对当事国进行事后的或追溯性的“索赔”。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京都议定书》允许其在特定承诺期内享有一定的排放空间和期限满之后再履行减排责任，可以视为权利与义务、收益与成本在时间长度上的追溯性或不对称安排。 　　 　　四、权利与义务的交易性 　　 　　《京都议定书》的另一主要内容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市场交易。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６日该协定生效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一种商品可以在缔约国之间进行自由交易。从这一意义上，《京都议定书》实质上已经成了关于污染排放的一个国际贸易协定。 　　《京都议定书》中蕴涵的“环境权交易”理念与传统的法律调整方法大相径庭，使得环境保护这一被传统法学视为公权对私权之间的强制行为有可能被转换为私权与私权之间的交换行为，而其核心内容就是要促使温室气体排放或减排具有可交易性，并通过规则体系将其纳入国际贸易管制。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与旧福利经济学流派各自钟情的法律调整方法都可以被视为是建立在产权原则基础之上的，但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如科斯倾向在事前“立法保障”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