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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存现方式 　　[编者按]现代性的学术话语是各个学科的热门话题，在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和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近年来，由于文化研究的兴起及其影响的扩大，文学研究也引入并开始全方位地讨论文学现代性问题。为了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现代性的相关问题，我们特开辟“现代性论坛”，以期推动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本期先从“存现方式与话语形态”开题，欢迎大家垂注并参与，从不同的学科和角度进行探讨。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4-0005-05 　　 　　现代性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已形成一个争论不休的学术前沿话语。在我看来，只有将现代性放进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或放在世俗性与神性的关系网中，甚至将现代性放在与“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中，才能厘清其基本内涵和话语形态。 　　 　　一、全球现代性话语的基本内涵 　　 　　现代性是在中世纪结束以后开始的，当时的神性中心话语逐渐发展成世俗性话语，因此现代性与神性有着非此不可的联系。现代性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阐释。 　　作为时间延伸观的现代性。现代性modernity是现代modern的衍生词，而后者源于拉丁文中的modo，意指“刚才”。这一说法与中世纪基督教中末世教义时间观关系紧密，即在此生与彼岸、光明与黑暗、觉悟与愚昧的二元对立中昭示出“现代／古代”的二分，二元对立的后项成为被贬抑的对象。 　　作为可持续世俗化进程的现代性。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世俗性与中世纪神性法则的对抗，成为现代性最有活力和争议的场域。在现代性的摧枯拉朽的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冲击中，现代性将中世纪神学中心变成不合法的边缘存在形式，于是几个世纪张扬人中心主义的世俗化过程成为全球最壮观的历史景观。然而，当代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或神学家，却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发难。在《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的“前言”中，格里芬认为：“后现代一词在近些年来迅速流传，这说明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现代性，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他将问题提到“人类难逃厄运”的高度，相当突出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其实，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中心地位是被现代性长期侵占了，当代风靡一时的后现代主义以彻底颠覆的方式消解现代性，于是，宗教家们借机重新提出神学中心性诉求，其核心概念是重建后现代主义宗教。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因为它在反中心主义神学前提下对后现代的理解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 　　作为推进技术主义物化时代而贬低人文价值的现代性。为什么在现代性理性主义高歌猛进的18世纪，出现了以鲍姆嘉通的“感性学”？为什么西美尔在20世纪初期，看到了现代性的致命弊端而提出现代文化问题。现代性导致了人类基本生存问题的根本转型，使得人文主义成为日益走向虚无主义。不难看到，20世纪初人类生活已经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重大裂痕，理性主义已经信誉扫地，虚无主义正在成为人类生活中的灰色背景。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所能探讨和揭示的唯一现实，就是自己的心灵和思想的现实。重视时间导致了城市约会和商定时间的准确性，金钱与手表在对人的生活的约束中，造成时间就是金钱的现代意识。货币使社会出现虚假的平等，并以成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而自居。现代人的身体与感觉使人失去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传统式的和谐，而进入一种现代性存在的短暂、偶然、荒诞的同义词。现代人日益加大人与自我之间的距离，孤独和逃避责任成为现代人一份沉重的记忆。 　　作为关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科层组织范畴的现代性，在社会制度和组织形式的层面上标志现代性社会制度的全球化通行，与审美现代性和艺术现代性着重于用感性向理性异化的抗争不同，作为制度性现代性要求一种普世的平等和自由原则，但是又在精神领域张扬人格现代性和精神现代性，于是审美现代性和制度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内在的悖论，并不断演化为压制力量的制度现代性和自由精神的审美现代性的冲突。 　　简单地说，尽管对现代性的界定林林总总，说法难定一尊，态度褒贬不一，但大抵可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制度现代性，表征为“人是手段”――强调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必然、整体、技术、秩序和利润。二是审美现代性，表征为“人是目的”――张扬人文理性和个体精神、偶然、边缘、审美、感性和反叛。制度现代性在工具理性日益强盛之际，不期然地将人逐渐地片断化和工具化，人成为工业社会中被异化的非人。审美现代性出场对制度现代性的弊端加以批判、嘲弄和颠覆。艺术终于使自己的不自在成为现存社会的歌颂者、怂恿者，以丑的方式和形态对现实制度秩序加以反讽和亵渎。审美现代性力求寻找人的整体性，反抗制度现代性使人变成碎片和成为工业社会大机器中的零件，使人丧失了自由，丧失了个体的丰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