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　最后的士大夫的心魔.docVIP

白先勇　最后的士大夫的心魔 　　美国加州圣芭芭拉的HIDDEN VALLEY,四季如秋,阳光明艳,一位面容文雅的七旬老翁在此独享着恬淡的晚年。他种花,廊前屋后,茶花摇曳。他说:“(花)就像女孩子一样娇嫩,一点‘得罪’不起,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要那样,几天不留心就不得了。”他的房子外表简朴,但由于周边林立的豪宅的衬托,反而透出与众不同的风度。室内随处可见中国近现代名士的字画真迹;案头一部《红楼梦》是他的最爱。他自制个人食谱,对独门烹饪的技艺不厌其精。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生活品位与美国平民生活基础,就这样在他的身上和谐地共生着。 　　他是白先勇,一个在上海开始童年、在台湾步入青年、在美国教书工作到退休的绅士。正如他那著名小说《谪仙记》(后被改编为电影《最后的贵族》)中主人公奇异的命运轨迹一样,他自己的生命轨迹同样引人回味。 　　原本应该悠闲的退休生活,因为一种名叫昆曲的中国艺术而变得充满紧迫感。而为了昆曲奔忙数年之后,他并未从这项前景可观的活动中提取任何“收益”,这更让商业动力十足的美国人不解。但在白先勇的心目中,似乎只有“从前”,昆曲就是来自从前的“心魔”。 　　 　　为《牡丹亭》消得人憔悴 　　 　　千禧年过后,白先勇悠然的退休生活突然忙碌起来。一部由他发起的“青春版”昆剧《牡丹亭》在台北、香港演出时一票难求,造成前所未有的轰动;大陆的首演放在苏州大学。而在美国加州伯克利等几个大学校园和地方剧院上演时,上座率都是百分之百,其中有四到八成是国外观众。一位希腊悲剧专家专程开车两个小时来看戏,看完后她说这是她一生中看过的最伟大的戏剧表演。演完后,伯克利分校马上开了昆曲专业,有60多个学生选修了这门课。“我把最美的东西表演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在比他们的戏剧早200年的时候,中国已经有那么美的戏曲了。” 白先生说。“我现在60多岁了,《牡丹亭》,人家都说这是白先勇的青春梦,一个渐渐老去的人,如果心中经常在做青春梦的话,可能老化得会缓慢一点……” 　　 　　而为了这部新编《牡丹亭》,白先生打破了自己不少的惯例――在台湾四处化缘,募捐到1000多万新台币,完全投入到制作中,又凭借他个人的号召力在台湾组织了一个近乎义务的制作团队,包括《牡丹亭》研究专家、一流的舞台美术和服装设计师等,为了保证这个戏不同凡响的品质而殚精竭虑。进入排戏阶段后,他不停地在苏州和台北之间飞来飞去,一年间几乎没有回过家。给相关人士打了无数次电话;主动找媒体采访他;过去不愿上电视,为了《牡丹亭》也上了电视…… 　　他说,出于昆曲这种传统艺术可能会消失的危机感,在偶然的机会下,他成为昆曲制作人。“这几年我就像是个草台班子的班主在跑江湖。但这并不是我的本行,我相信有人比我做得更好,希望他们能坚持下去。” 　　 　　昆曲是士大夫生活品质的延伸 　　 　　白先勇在分析自己时认为,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比起“五四青年”,反传统的狂热表现显得更温和一点;在选择性地接受中国古典文学、更实际地了解了西方世界之后,又似乎寻求到了某种平衡。正如名导李安说的,张爱玲如果没有那么精通英文,她的中文也不会写得那么好;鲁迅如果没有通晓日语,他的中文表达也不会那么好。对一个士大夫来说,故土和文化传统是不可能丢弃的;而对于白先勇来说,这个根子就恰恰体现在对昆曲的保存和发扬上。 　　1987年,白先勇第一次来大陆,有人请他看昆剧折子戏。虽然那时的昆曲经过十几年的停顿后刚恢复演出,但演员功底还在,他很惊讶。 　　时光拉回到40年前,抗战胜利不久,蓄须八年的梅兰芳从国外回到上海,准备再次登台,因为当时伴奏没有来,于是一起演出的“俞五爷”俞振飞就建议演昆曲,梅兰芳就在当时的美琪大剧院演出了昆曲。据说当时的门票是一根金条,但仍是一票难求,连续四天,场场爆满。当时梅兰芳演的就是昆曲《游园?惊梦》。据白先勇介绍,当时他虽然还不大看得懂戏的内容,但是曲子却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感觉曲调非常优美,至今还时常回荡在耳边。后来他还写了同名的小说《游园惊梦》,也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我想传统戏曲不会消亡,每到它很危急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起来振兴和改革它。像梅兰芳、程砚秋先生他们就是改革家,通过他们的改革,我们的京剧才有现在这样发扬光大。” 　　白先勇觉得,现在这样一个躁动的社会,青年人中有一种内心的渴望,渴望优雅精致的文化。很多大学生看过青春版《牡丹亭》之后,常常说的一个字就是“美”。 　　“我想一个民族一定要有精英文化,能够表现它的身份、表现它的认同是最重要的。”白先勇认为,昆曲就是精英文化、精致文化,昆曲最多是一两千人的剧院,让一些比较有文化水准的人来观赏的。它是小众的,不可能是大众的,要像流行歌、摇滚乐一样让几万人一起来看,是可笑的。 　　他认为,苏州应该把昆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