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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椰林源的想象 　　1996年2月第一次踏足喀拉拉邦。椰林一望无际，一、二层的平房错落有致，夹杂其中。没有明显的城乡之分，也没有明显的豪宅与贫窟之分。差别有，但不彰显。 　　第一次的访问，大部分时间留在喀拉拉东北部帕拉格(Palakad)一个山坳里。闹哄哄地，来自亚洲多国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兴奋地、艰难地试图在多重语言障碍之中沟通，中、泰、日、韩、越、菲、斯、马等国语言互译。知识分子的理论交谈中，“全球化”、“同一化”、“文化差异”、“另类实践”等词汇反复出现；而那边厢，不靠传译员的中介，在一支由太阳能点亮的昏暗天台灯的光照下，并不介意蚊子打扰的男女农民用手势、图画来交流有机肥如何制造，水稻田里养鸭有什么好处，以至星相与人体有什么关系。 　　那时，并不意觉五年一次的喀拉拉邦大选正密锣紧鼓进行，也不知道“左派民主联盟”(Left Democratic Front)几个月后再次上台执政，延续那1957年以来的政权更迭――以些微票数险胜当选。那时，还不知道一场席卷全邦的“民众计划运动”即将如火如荼地展开。相比半年后的沸腾，1996年2月显得平和含蓄。可是，那时的喀拉拉邦，已经深深吸引了我。未及细尝那是什么味道，但它牵引了内心深处的一种感情，打开了一种令人激动的想象。 　　要把这种感觉呈现描述，总觉得力不从心，就像从飞机窗口外望，被星光的凄清、朝阳的绚丽、云海的延绵、雪山的雄伟所震慑，赶忙拿照相机把一刻留住；相片冲洗出来，却是抹不去的飞机窗口的积垢，横亘其中。你无法让传看照片的人共有那惊喜与感动。比起旅游杂志上的名胜风景图，你的相片平凡得黯然，只有你，在模糊的影象中，重温那一刻的激动。 　　喀拉拉邦，在我的照相簿中，尽是农村妇女的灿烂笑容，使人不会意觉她们身处的艰困。穿着短衣短裤、蓄着短发的我，在乡间小路上走着，自然引来小孩、妇女的注视。一个挥手、一个微笑，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像冰融一样，孩子们还是有点羞涩，隔几步站着，壮胆的妇女走过来摸我的肩膊，更热情的，毫不客气摸我的脸。再报以微笑，便打开各说各话、不懂却能会意的沟通。 　　2000年3月到2001年1月，再分别三次踏足喀拉拉邦，所到之处还是那灿烂的笑容，不同的是1996年时，黄昏过后，便不见妇女在街上流连，深感妇女被无形的锁链缚在家中。我们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地向印度友人质问：妇女不解放，何来社会解放?“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KSSP)1962年已成立，怎样改变两性关系中显而易见的不平等?为什么喀拉拉邦的女性教育程度高，识字率有90％以上，平均寿命有七十多岁，这些社会指标都媲美先进国家，以至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森(Amartyr Sen)盛赞喀拉拉邦这个超前印度其他邦的异数。然而，父母安排婚姻，婚后妇女留在家中，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仍顽固地在习俗中约束着女性的自主? 　　四年后，重返喀拉拉邦，印度友人M．P．一见面，便诚恳地“汇报”在“民众计划运动”之下，开展了什么专门提高妇女地位的项目。政府的政策特别规定“计划发展基金”的拨款起码有一成要用在妇女项目上面；对拨款的使用拥有决策权的乡民自治组织，有三分之一代表必须是女性，互选的主席也强制要求三分之一是女性。 　　法规可以有名无实，拨款放款可以做手脚。半信半疑，还是到处跑跑感受一下。在昆那杜卡乡，几十名妇女手拿纸牌，兴高采烈地游行，宣传她们参与的项目――劳动力银行。这里，劳动力银行的参与者，四成是女性。自从实行“民众计划运动”之后，该乡每年获发展基金直接拨款750万卢比，相等于136万人民币。好奇地问，什么是劳动力银行?解释是，该乡有个怪圈现象，农忙期间缺人手，要从外乡雇人，一般时期本乡人找不到工作，所以往外跑。因此，“民众计划运动”开展以后，由于有了直接拨款，乡民自治组织有一定经济底子；以往由承建商承包的所有政府工程，现在都由劳动力银行承包。乡民在银行里登记，可获保证每月有二十天工作，每天一般有125卢比工资。雇主则可获保证有劳动力供应，银行甚至会协助预支劳工工资，也为劳工集体购买劳动保险。参与劳动力银行的劳工，有225人是全职的(其中四分一是女性)，有375人是兼职的(其中一半是女性)。他们每人在劳动力银行存款150卢比，就成为一分子。 　　穿着传统印度沙丽(sari)衣着的准泥水工匠，带我们看她们接受培训的工地。烈日之下，无疑这是粗重的工作，但是，这份工作带来的自尊和自信，又岂仅是经济意义上的一技之长? 　　在泰里索区，据说妇女项目令男人侧目的，是两年内培训了一百名女司机，驾驶小摩托的士；两年前，只有四五名罢了。在一个妇女骑自行车也会受非议的地方，妇女抛头露面驾驶小摩托的士，可算是一场社会小革命。令男人更不安的，是妇女开办了一个空手道班，练习自卫术，一改弱不禁风的性别现象。此外，有拨款搞研讨性别问题的研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