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与“启蒙”.docVIP

“通识”与“启蒙” 　　在教育大众化、民主化时代，通识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如何在大学中构建一个“真正的教育―文明基础”，让这个民族的优秀青年们不至于被教育与学术的技术化分工与实利性诉求搞得六神无主，陷入“要么沉默绝望，要么激进好斗”（沃格林语）的异化状态。 　　 　　一、“政治自觉”与“文明自觉” 　　在“奋不顾身的现代化”观念（刘小枫语）指导下，我国的大学教育几近于变成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的品质已名存实亡。这不仅是中国大学面临的灾难性处境，更是技术时代的全球性课题。好在无论美国大学的成功经验还是中西古典的文教制度，都为我们提供了审慎践行通识教育的清明视域。 　　事实上，晚近十余年，国内少数真正既有决断力又有行动力的大学都在模仿美国现代大学模式（而非英国或德国模式）搞通识教育改革，且日呈燎原之势。因此，搞清楚美国现代大学及其通识教育的根底所在，对我们反观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尤其核心课程设置至关重要。 　　在《大学人文教育的理念、目标与模式》〔1〕一文中，甘阳先生挑明，“中国大学目前的学美国，实际只是在学其皮毛，而未学到其根本”〔1〕12。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大学“几乎从来没有问过，美国大学的根在什么地方？”那么，美国大学的生命力植根于何处？在甘阳先生看来，美国大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其“自觉地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深处”〔1〕12。这一“文明自觉”，乃两次世界大战以铁与火的政治紧迫性镌刻在美国通识教育机体上的醒目徽标。换句话说，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体制在其建立之初，即与其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自觉”或者说“灾难性的现代处境”紧密相关。 　　一般认为，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起点在于1917―1919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当时，一战的硝烟正笼罩在欧洲大陆上空。最初，好多美国人想不明白，作为新大陆的美国为什么要卷入腐朽的旧欧洲的战事？这不是没道理的追问，因为美国政府对民众的教化向来以“新”作为着力强调的教育品质――“新大陆”、“新技术”、“新世界”……换言之，战前的美国自觉站在“新”的一边，敌视、反对、抛弃“旧”的一切。战争教育了美国。美国联邦政府痛感有必要对美国公民进行西方文明史教育，要他们明白作为新大陆的美国与古老的欧洲文明的血脉关系，由此表明美国参战的必要性〔1〕18。由此可见，是美国的政治家而非教育家首先意识到，抛弃欧洲古老文明的传统，单凭追新骛奇，不可能建立起美国自身稳靠的文明根基，于是始在大学中开展“战争教育”。正是在此背景上，哥伦比亚大学把以“战争问题”为主的公民教育课程改造为“西方文明”课程，进一步强化“新”“旧”世界的内在关联，为美国通识教育体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如果说“一战”让美国人清楚意识到自身与欧洲古老文明的关系，那么“二战”则引发了美国人普遍的“西方文明危机感”。日后影响深远的“哈佛红皮书”（原名《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就是在战争最激烈的岁月中被反复讨论、修订并发表的。美国的教育家为什么要在战争最激烈的岁月每星期聚会一次频繁讨论“通识教育”问题？教育问题比战争现实更紧迫？作为“红皮书”的担纲者，哈佛大学校长科南指出，“无论在信息时代可以获取多少信息，无论在技术时代发展多少专业技术，无论数学物理生物科学如何发达，无论可以掌握多少外国语言，所有这些都加起来仍然不足以提供一个真正充分的教育基础”〔1〕18，因为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仍然没有触及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美国）的文化模式”，或什么是在古老的“传统中形成的智慧”〔1〕19。在美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看来，教育问题比原子弹更重要，不仅因为原子弹归根结底要由人来掌控（回想罗尔斯反省日本核爆50周年的痛彻文字），更因为教育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品格与未来。 　　可见，没有这种深切的“政治自觉”与“文明自觉”，美国人不可能建立起优良的通识教育制度。如今，中国大学的现实处境与美国现代转型时期（1870―1940）非常相似，亦是“经济高速腾飞，社会贫富分化急剧拉大，道德沦丧、腐败与黑帮盛行……”〔1〕12，我们或许同样可以说：没有深切的“政治自觉”与“文明自觉”，中国就不可能真正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不可能在西方技术文明的冲击下切实回复中华文明至深之根基并扎根其上，建立起承担中国百年漂泊的现代命运的政制形式与文教制度。〔2〕 　　二、如何设置“核心课程” 　　如何设置“核心课程”乃“通识教育”之关津。在教育大众化、民主化时代，通识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如何在大学中构建一个“真正的教育―文明基础”，让这个民族的优秀青年们不至于被教育与学术的技术化分工与实利性诉求搞得六神无主，陷入“要么沉默绝望，要么激进好斗”（沃格林语）的异化状态。进而言之，如何在“技术―欲望―大众同质化”时代（张志扬语）唤醒中华文明潜在的担纲者其自身的优异、卓越与使命感，是时代赋予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