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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梦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30岁。这一年的六月到十月，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分水岭，也是最高潮。这几个月里，他带着两个相机、24卷胶卷，辗转进入了陕北的红色区域；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共产领导人，以及红军战士、游击队、老百姓；他观察了红色政权的军事、生产、教育、娱乐生活。他此后的一生都与这四个月有关。 　　从陕北回到北京后，斯诺1937年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通译为《西行漫记》），该书面世一个月就至少印刷了三次，几个星期就卖出了10万册，引起了世界性轰动。那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虽然已奋斗多年，但仍不为外界所知，没有一个外国记者曾进入江西苏区进行采访，以至于毛泽东等领袖曾多次“被死亡”。然而，此书的意义并不只在于“独家采访”，填补空白，更在于它对未来的准确预言。书中已经看到了中国未来的走向，那就是中国必将是属于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是未来的主宰。 　　斯诺对共产党的热烈支持，直接来自他的采访和观察。作为一个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七年的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斯诺在中国所见所闻甚多，正是这些见闻使他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极为关切。斯诺采访苏区恰逢一个难得的历史机缘，两下里都正是黄金时代。斯诺刚刚三十岁，意气风发。1936年的共产党也正处在最光辉的时刻。那时长征结束不久，红军刚刚在陕北落脚，红色政权的首都还是保安（延安还在东北军手里）。虽在全国局面中处于弱势，但红色政权有理想，有前途，蒸蒸日上。共产党也刚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自身非常宽容、民主，深得民心。在“红剧场”一章中，斯诺就讲述了陕北军民一起看戏的场景，男女老少各色人等都散坐在地上，羊在随意吃草，毛泽东、林彪随便坐在老百姓中间，戏开始之后，更没有人理会毛泽东等人，其自由与平等程度远超国统区，甚至有牧歌般的气氛。 　　斯诺虽然是记者，但他与现代的职业记者完全不同。现代职业记者为了弱化主观色彩，会尽量隐身，将报道呈现为“客观的事实”。对斯诺来说，记者仅是一个方便的工作和身份。他本人对中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都有高度的关切和热情，他愿意进行自己的干预，愿意投身到自己判断为可贵的事业中去。所以他在书中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斯诺笔下的陕北，是一个充满乐观、自由、平等、朝气蓬勃的红色乌托邦。他对那里的人们尊敬、仰慕、激赏。在评价共产党领袖的时候，斯诺常常用到“超常”、“传奇”等字眼：不曾受过一次伤的毛泽东“如同神佑”，刘志丹是“现代的罗宾汉”，贺龙是“传奇”。可以看得出，斯诺是个具有浓厚浪漫气质的人。 　　《红星照耀中国》中的“长征”一章尤其是浪漫冒险的典范，带有强烈的斯诺个人的印记。这一章已经完全摆脱了采访、转述的色彩，而是以小说般的笔法叙述。材料来自斯诺对很多长征亲历者的采访，然而这些原始资料在斯诺那里融汇为一体，由他整理成一个充满了传奇、历险、拯救的可歌可泣的统一故事。对于长征，他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冒险，探索，发现，人类的勇气和怯懦，狂喜与胜利，痛苦，牺牲，忠诚，而火焰一般照彻这一切的，是成千上万年轻人不灭的热情，不死的希望，令人惊叹的革命乐观主义”。 　　斯诺能够去陕北，能够采访到毛泽东，已经表明他在此前就具有支持红色中国的倾向。《红星照耀中国》第一章的题目是“一些尚未回答的问题”，描述了他去陕北之前对共产党的好奇。斯诺早已在热切期待走近中共的机会。在他提出的某些问题中其实已经预设了答案，暗含了他对中共的赞赏：“这些如此长久、如此顽强、如此勇敢……如此不可战胜的勇士，究竟是什么人？”他的这种热情和好奇，并非职业记者对新闻的简单追逐。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斯诺不愿像在北京的其他外国人那样，自闭在舒适的西式“绿洲”中，不问世事，无视中国的现实。对有着平和、优美假象的北京，斯诺已经厌倦，他要与那些生活在幻境中的外国人区别开来，他要冲出假象，寻找中国的真实。他已经在中国七年，目睹了可怕的饥荒与死亡，而一边是饥民在死去，一边是城里的富人有吃的、有玩的，斯诺在书中记录说，那时他就在想：“穷人为什么不造反？”可见在到陕北之前，他的思维方式已经与共产党接近了。 　　斯诺对红色中国的热情期待与赞美，与他对已知的白区世界的失望密切相关。正是在这样的强烈对比中，红区显示了无比的朝气。他对红白两区的不同感受，渗透在他的行文和叙述风格中。对于白区的人士，包括蒋介石、他采访到的杨虎城和邵力子等，斯诺觉得自己都是极为熟悉的，也完全可以把握和理解。他彻底明了他们的权力斗争及其手腕。白区长官的行为是在中国阅历甚多的斯诺可以预见的，所以他对他们是一种轻微的嘲讽态度。与这些人相比，中共人士则是全新的，完全出乎斯诺的意料的，使他无法理解和把握，只能仰慕和赞美。 　　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来看，在斯诺眼里，红色中国最令人惊叹之处还不在于它的军事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