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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文学研究的伦理关怀 　　□也许人们有理由说,布斯的理论所以不同于“文以载道”,就在于他并没有把文学修辞学当做达成伦理目标的工具,毋宁说,在布斯的文学理念中,文学修辞学本身就是伦理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修辞的复兴:韦恩#8226;布斯精粹 　　韦恩#8226;布斯著,穆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 　　 　　布斯逝世的那一天,是2005年10月10日,芝加哥大学新闻办公室在一篇特稿中这样评价了这位学者、教师、人文主义者和批评家:他是20世纪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他“把技巧和伦理分析相结合,因而改变了文学研究的形貌”,他的著作已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伦理批评的“试金石”。 　　我听说布斯大名要回溯到25年前,那时我大学毕业不久,正着迷于小说理论研究,如饥似渴地找寻一切有用的理论资源。一次在某百科全书中偶然看到一篇评论说,有个叫布斯的学者写了一本题为《小说修辞学》著作,此书堪称当代小说美学的“里程碑”云云。此一信息对于我这个文学研究的初出茅庐者来说,显然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诱惑性。我幸运地复印了一本英文原书,尔后便和朋友们一起开始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直到1987年,《小说修辞学》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刊行。据我所知,这本书仍是中国学者小说理论研究的必读物。今天,中国学者也许对布斯其人不再陌生,但仍缺乏对布斯文学研究成就的系统介绍。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修辞的复兴:韦恩#8226;布斯精粹》,精选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为中国读者全面了解布斯的学术生涯和理论贡献提供了便捷路径。借此机会,我想和读者侃一侃布斯的文学思想。 　　本书的具体篇目和内容我不必赘言,编者和译者都有很好说明。我这里只想说说布斯文学思想在中国当代有何意义。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在中国当下经历深刻的现代化变迁的转型时期,我们阅读布斯意义何在? 　　在我的印象中,布斯似乎属于那种保守的道德主义者,因为早年读其《小说修辞学》,反复聆听了他一以贯之的道德立场。当时中国正在从17年刻板教条的政治说教中挣脱出来,面对解放思想的大势,布斯的文学伦理说词显得有点不合时宜。那时对中国读者或学者来说,更关注的是他小说修辞学中独到的叙事性技巧分析。然而时过境迁,今天,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的变化和文化的深刻转型,把道德重建提上了议事日程。回过头去重新理解布斯,就显出特别的意蕴。 　　那么,文学对道德重建能起作用吗? 　　这对熟知中国文化的人来说,很快会联想到“文以载道”的传统。布斯的解答是斩钉截铁地肯定的,但布斯对我们的意义决不能简单地回归“文以载道”。作为一个文学教授,他所提出关于文学及其教育的一系列设想,今天来看很有见地。作为一个后现代时期的文学批评家,在多元主义盛行,怎么都行成为座右铭的当下语境中,布斯坦陈文学教师所面临的矛盾难题:一方面,文学研究的流行观念强调诗就是诗不是别的什么;另一方面,文学教学和研究又持有一个共同信念,即“好的文学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面对这个矛盾,布斯坚持认为,向读者介绍好的文学,让他们读到好的作品,那就“是我们的使命”。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布斯把他的文学研究转向了文学修辞学。值得注意的是,在布斯看来,文学修辞学不仅仅是一种词语运用的技巧方法,其本质在于它是“发掘正当信仰并在共同话语中改善这些信仰的艺术”。经由这一创造性的界定,布斯为文学修辞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根基。 　　如果我们这么去解读他的文学批评和理论,那么,便会注意到他严肃倡导“倾听的修辞学”的重要意义。他的经验之谈是“一直致力于推动当前争论中的各方相互倾听对方的观点”,因为学会倾听才会有真正的交流,才有可能达成共识。这其实正是一系列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的共同吁求,从巴赫金到哈贝马斯,莫不如此。布斯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另辟蹊径地以自己研究和教学的丰富经历,饶有兴趣地论证了文学修辞学的伦理学意义。如他所言:“修辞学[涉及了]人类为了给彼此带来各种效应而分享的一切资源:伦理效应(包括人物的点点滴滴)、实践效应(包括政治)、情感效应(包括美学),以及智性效应(包括每个学术领域)。” 　　也许人们有理由说,布斯的理论所以不同于“文以载道”,就在于他并没有把文学修辞学当做达成伦理目标的工具,毋宁说,在布斯的文学理念中,文学修辞学本身就是伦理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布斯看来,最好的伦理思考往往不直接指向“你不应该如何”,而是鼓励人们追求一系列“美德”,即:值得称赞的行为举止之典范习惯。因为他确信文学教育和文学阅读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态改变着读者。这里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急剧转变的语境中,在文学转变为大众消遣,当各种媚俗平庸和身体写作流行的当下时代,重温布斯的文学理念意义非同一般。本书中布斯所提出的文学教育伦理学的六条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