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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东江高中的教育基因重组实验 　　首创“团结共进体”资源配置模式，探寻“普通高中”应有之义 2012年，为解决惠州市江北片区优质高中学位不足的问题，惠州市新建东江高级中学被纳入惠州市“十大民生工程” 落实校址、购置设备、遴选校长、招聘教师……当年9月3日，东江高级中学正式开学。一所新办学校如何才能迅速为业界认同、社会满意？2016年11月，《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前往惠州，对东江高级中学创造的“团结共进体”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入调研 竞合理论指导的基因重组 在东江高级中学，《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见到了“团结共进体”的首倡者――校长聂育松。面对记者，“我们要办什么样的教育”成了他与记者共同探讨的首要话题 “办什么样的教育是每个校长都在考虑的问题，但对于东江高级中学这样一个从零开始的新办学校，求解愿望更为迫切。”聂育松说，“这是一个全民高考的时代，你有多少学生上了本科线，多少学生进了985’‘211’，是衡量普通高中办学水平难以撼动的民标。然而，为大学输送生源是高中教育的应有之义么？我们被潮流裹挟着前行，学生毕业时学校也会敲锣打鼓，给家长、社会一张高考一炮打红的满意答卷，但作为怀疑论者，东江高级中学开办伊始就试图寻找出一种真正以学生成人为目标的培养模式和评价机制，团结共进体可以看作是这种尝试的核心平台。” 东江高级中学“团结共进体”管理模式课题组秘书长张青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所谓“团结共进体”，从形式上看就是6名学生+1名教师建立一个学习合作小组；“合作”范围覆盖课业研修、品德修养、智力提升、体魄强健、情商提高、劳动锻炼等各个层面，驻组的教师作为“导师”给予学生全方位指导；学校对“合作小组”实行整体考核，“团结共进体”自身则通过自评、互评、教师点评等方式动态评判优良等级 据张青山介绍，一个班级会有若干“团结共进体”，对于年级来说，班级又是一个由多个小“共进体”结合而成的大“共进体”；相对于全校，年级则是若干个大“共进体”组合而成的更大的“共进体”。学校将“团结共进体”定义为“为了共同的目标联合在一起，有明确的角色与任务分派，在相互合作与交流中促进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同时对团队富有极高责任感的人组成的群体”。近年来，学校又将这种模式延伸到教师、家长以及学校各部门，构建了“教师团结共进体”“家长团结共进体”“处室职员团结共进体”以及“领导班子团结共进体”。学校以“团结共进体”为平台，“自主、合作、探究”，创造性地研发出“三环七步”教学模式等一系列育才新法，成为惠州市3所优秀课改学校之一。学校师生在市级以上各类比赛中累计获得一等奖103人次和159人次；读书、办报、拍电影，23个学生社团活跃在校园内外；学校还承担了近20个省、市级教育研究课题，年均教科研指数名列市内中小学前茅。2015年首届高考上线人数完成预估指标的289%、349%、137%，2016年高考重点上线人数又比上年翻了一倍 聂育松认为，“团结共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互帮互学”，“共进体”之间也不是简单的“比学赶帮”，它应当是一种“竞合结构”，本质上是“教学回归教育本真，教师回归导师角色”。“你可以将其看成是教育资源的基因重组，其目的是要激活一切教育元素，服务于教师和学生的人生规划和发展；将这一模式拓展到学生家长，则使其具备了更为广泛和深远的社会意义。”聂育松说 基因重组引发的理论创新 在东江高级中学，《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能够明显感受到“团结共进”机制带来的浓烈的学习氛围和活跃的科研场域 聂育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合作学习研究方面，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在合作管理研究方面，目前成果还不多见 据聂育松分析，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现行教育体制的束缚，使得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只停留在课堂教学方面，而没有深入触及管理体系的内部。这也是造成改革的思想很先进、步子很缓慢的主要原因。二是目前教育评价标准还比较功利、单一，总体上还只以高考成绩为主，鲜有学校敢于放开“课程”进行改革，这就忽视了其他因素对学生主观能动、情感体验、个性成长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实际上，绝大多数基础教育学校采用的都是传统的管理模式，也有少数学校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和扁平化的管理模式。无论哪种模式，它的评价机制都以确定个体目标后独立完成教学任务作为个体成长发展的方式，导致教师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协作能力都较淡薄，大多数教师在专业发展方面得不到有效指导和引领，因而成长慢、负担重、效率低 正因为看到了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东江高级中学特别注重“团结共进”的系统性和协同性――领导班子的决策管理研究主要包括决策民主性、科学性以及学校对处室、年级、教师的评价机制；处室职员的工作管理研究主要包括工作职责和工作方法，对所辖机构评价机制；楼层班主任的合作管理研究主要包括各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