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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机制的完善 　　刑事责任能力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之一。某些案件中，行为人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需要精神病鉴定结论的支持。美国的“欣克利刺杀里根案”和我国的“邱兴华杀人案”处理结果迥异很好的验证了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制度的重要性。 约翰“精神病患者”，控方认为，欣克利虽然精神怪异，行为乖张，但是不属于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应当对其行为负刑事责任。控辩双方在联邦法庭上对约翰“精神问题”截然不同的意见，使联邦法院对其是否存在医学上的精神病问题产生了怀疑。最后，联邦法院以控方未能履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作出了有利于约翰“精神病患者”，并且，通过专家证人证明欣克利是“精神病患者”。 邱兴华案中，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邱兴华因对判决书载明的“无端怀疑殿内住持熊万成调戏其妻”的杀人动机不服，提出上诉。二审中，法庭主要围绕此案两大争议焦点：即对犯罪的原因的认定和是否采纳“司法精神病”鉴定申请展开，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展开激烈辩论。邱兴华的辩护律师当庭提出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要求，未得到法庭的采纳。最终，二审判处被告人邱兴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两个案件中，在“欣克利案”中，辩方有权提出对被告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并且和控方就鉴定结论在法庭上互相质证；而在“邱兴华案”中，辩护律师虽然提出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请求，二审法院却未能批准。根据我国现行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相关法律制度，二审法院做出不予批准对其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决定也是于法有据的。下文将就我国现行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程序启动机制，现行启动机制存在何种弊端，以及如何完善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机制展开探讨。 一、我国现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机制 法官的精神病司法鉴定启动权。《刑事诉讼法》第158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法院可以指派或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机构，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从该条解释可以看出，法官享有对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权。 控辩双方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控辩双方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包括两种：一种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刑事鉴定启动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该项条款规定在第二编“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第二章“侦查”中，实际上确立了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狱内侦查机关、军队保卫部门）和检察机关有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力。从上述规定可以得知，检察机关有权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程序；一种是犯罪嫌疑人的申请补充鉴定与重新鉴定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这里规定的并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有权提出司法精神病鉴定，而是只享有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申请权。??① 二、现行精神病司法鉴定启动机制的弊端 在我国现行的精神病司法鉴定体制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辩护人一方无权启动鉴定活动，他们只有对初次鉴定有异议时，才可以申请司法机关就某一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而申请人的鉴定申请并不必然地启动鉴定程序，其决定权仍在司法机关。这种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权完全归属司法机关的制度存在以下弊端： 第一、侦查和控告机关权力过大，导致控辩双方力量不平衡。在案件的审理中，侦查机关和控告机关都是倾向于入罪，力图使控告罪名成立。而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鉴定，如司法精神病鉴定，就可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权提出对证据的初次鉴定而无法启动。从而致使控辩双方权利的分配过于失衡，在程序上体现不出控辩双方的平等，有损程序正义，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第二、鉴定程序是否启动唯司法机关的需要是依。司法人员是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的唯一主体，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精神病鉴定有可能仅仅因为司法人员的知识限制、主观意志或个人的好恶而无法启动，从而丧失其证据作用。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正患有精神病，检察官、法官并无此判断能力，一旦他们片面武断地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精神正常，没有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必要，鉴定程序便无法启动。 第三、司法人员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而不轻易启动鉴定程序。在我国，法官尚未具备应有的一种独立性和超然性，法院会受到地方权力的干扰，要服务于地方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的稳定。??②法官在面对类似于邱兴华案这样影响重大的案件时，如果作出对被告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决定，是需要十二分的勇气的，因为鉴定结论很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