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宏观政治环境与企业在职消费行为..docVIP

国家宏观政治环境与企业在职消费行为 　　摘要：本文从政府全面公开和严格控制“三公”消费这一宏观政治环境背景出发，对上市公司在职消费行为进行理论分析，并对在职消费的主要宏观外部影响因素与在职消费行为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检验。以我国2011―2013年间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结果显示：（1）以公开和限制“三公”消费为主的国家宏观政治环境的改善与企业在职消费负相关。（2）进一步分析企业在职消费行为后果后发现，随着国家宏观政治环境的改善，在职消费的减少，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也减少 关键词：“三公”消费 在职消费 政府补助 宏观环境 一、引言 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初，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提出本届政府任期内，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2013年9月中央公布《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2013年11月《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规定，要严格控制国内差旅费、因公临时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会议费、培训费等支出;中央在2013年在新形势下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对降低“三公”消费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是“三公”消费水平还是较高，不合理的“三公”消费作为社会腐败的表现形式不可能完全消除 “三公”消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对于一个国家，“三公”经费是各部门履行职能的必要支出，理应由政府承担。但是公务人员在工作之外的费用，就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很多公务人员利用公职之便，谋取私利，一些不该由政府承担的费用也计入“三公”经费。因此，老百姓对巨额的“三公”消费很不满，对其的质疑声也从未停止 腐败是世界性现象，关乎民主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并已成为困扰各国政府治理的顽症。腐败会导致资源低效配置，阻碍经济增长（Mendez amp; Sepulveda，2006），拉大收入差距（Gupta et al.，1998），制约外商直接投资（Egger amp; Winner，2005），甚至影响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稳定性（Anderson amp; Tverdova，2003） 随着中央一系列法规文件的出台，防腐倡廉之风也从政府吹向了企业，对降低企业的在职消费有重要影响。在职消费是指企业高管人员，获得除工资报酬外的额外收益。在经济学文献中，在职消费也被作为代理问题的表现形式。然而，如果在职消费完全是代理成本的表现形式，那么股东有动机限制高管的在职消费。但是，考虑到高额的监督成本，消除在职消费未必是企业的最优选择;相反，允许职员享有特权、额外津贴和福利并相应降低职员货币薪酬或许是一种次优选择。因此在职消费行为有一个度的问题，过度的在职消费会提高企业的代理成本，但一定程度的在职消费也可以提升企业效率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 （一）文献综述 在职消费普遍存在世界各个地方，但由于自身存在的隐蔽性和难以量化等特征，国内外仍没有统一的界定方法和明确的定义。国内最早对在职消费定义是卢现祥（1996），他将在职消费定义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其职位免费享有的消费或津贴，包括能分配到更好的住房、私人用车、利用公款吃喝、娱乐、支付国内旅游、国外旅游费用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报销等等”。陈冬华等（2005）将在职消费界定为“财报附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中具体八项明细：差旅费、业务招待费、通讯费、出国培训费、小车费、办公费、董事会费和会议费”，这些项目高管都比较容易借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部分学者从代理观的角度研究在职消费，他们认为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是分离的，而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往往不能完全一致，其利益可能会发生偏离甚至背离，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有时会更多地谋取私利甚至不惜损害公司利益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经营者不一定依照股东的利益最大化经营，而在职消费的成本全部由股东承担，经营者可以免费获得额外的收益，在缺乏内外部监督情况下，经营者追求在职消费的动机会加强（Jensen、Meckling，1976）。尽管股东对经营者薪酬契约做出调整就可以缓和在职消费的代理问题，但调整后的薪酬仍然不能够挽回在职消费给公司带来的资源损失时，在职消费成为了公司的代理成本（Fama，1980）。企业在职消费行为作为管理层特权的一种表现，一旦经理人滥用这种特权，会带来市场负面效应（Yermack，2005），降低公司价值（Grinstein，Weinbaum and Yehuda，2008），从而对企业带来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在职消费有一个“度”的问题。约束条件使得在职消费表现为一个“度”，而这个水平决定了在职消费是更倾向于代理还是效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