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开放经济中环境税改革效应探讨.`.doc

小型开放经济中环境税改革的效应研究 　　摘要： 文章在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考察了事先存在税收“扭曲”的“次优环境”中，环境税改革对小型开放经济的效应，并利用重庆市的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结论进行模拟。结果发现：环境税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但同时也加重了原本的经济扭曲，环境与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从而表明“双重红利”假说不成立；“次优环境”下的最优环境税低于“最优环境”下的最优环境税率（庇古税率）；对重庆市宏观经济数据的模拟却表明环境税对家庭和企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关键词：税制改革；环境税；双重红利；庇古税率；小型开放经济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2016 一、问题提出 有关环境税效应的早期研究大多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之上[1]，其争论的焦点在于环境税是否具有“双重红利”效应① 。从已有文献看，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早期研究往往倾向于支持“双重红利”假说，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环境税对环境的影响与其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之间往往存在替代效应，即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不成立。早期的很多文献表明弱式双重红利普遍成立，尤其是实证方面的研究几乎都支持弱式双重红利[2]；而强式双重红利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可能的，特别是在北欧国家由于劳动力市场扭曲性大，环境税改革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必然提高经济效率。不过，在Hkonsen等[3]将CGE模型引入环境税的研究之后，理论方面的规范研究倾向于肯定弱式双重红利；经验方面的实证研究又往往对此持否定看法：一是环境税并不必然改善环境质量，二是由于政府难以精准地设置环境税税率，环境税收入用于结构性减税并不必然比用于一次总付税返还更具有效率。此后的研究对于强式双重红利的支持力度也在逐渐减弱，很多研究表明：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强式双重红利才可能存在[4]。对于就业双重红利的研究，如果更多地关注环境税对于劳动力需求方面的影响，结论往往倾向于支持就业双重红利[5]；如果更多地关注环境税对于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影响，结论通常否定就业双重红利。刘建徽、周志波指出，现有研究发现，环境税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更容易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对于税负双重红利的研究，Poterba[6]提出通过计算家庭的能源（燃油）支出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来衡量环境税的累退性（或累进性）：如果低收入家庭的能源支出比重超过高收入家庭，那么环境税就具有累退性从而不具有税负双重红利效应。这种方法被广泛采用，并且多数研究认为由于环境税通常有利于富裕家庭而否定税负双重红利。关于分配双重红利的研究通常表明：不论是在横向收入还是纵向福利分配方面，环境税往往有利于强势的要素、群体而加剧了不公平，从而不存在分配双重红利效应[7]。有的研究甚至更加尖锐地指出，环境税必然造成不同代人不同个体之间的不公平分配[8] 本文在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内考察环境税对小型开放经济体的经济效应，并利用重庆市的宏观经济数据对中国的环境税改革进行数学模拟。假设小型开放经济处于次优环境之下，即经济中事先存在经济扭曲；这些扭曲主要包括环境扭曲和税收扭曲。环境扭曲指企业和个人在作出生产、消费决策时没有将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考虑在内，环境污染又反过来在整体上影响企业的利润和家庭的效用。税收扭曲指一次总付税（lumpsum tax）不具有可行性，政府必须依靠扭曲性税收为公共支出筹资，在本文中扭曲性税收主要指经济中已经存在的劳动报酬税收。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在以环境税收入为扭曲性税种减税筹资模式下的环境税改革，一方面的确减轻了环境扭曲，改善了环境质量，另一方面却加重了整个税制的扭曲，即环境保护与税制效率之间存在一个权衡关系，两个目标难以同时实现。这也表明在次优环境下的最优环境税水平低于庇古税率。但是，对中国重庆市的数据模拟却表明，对家庭征收的环境税可以较小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代价获得环境质量的大幅改善；对企业征收的环境税虽然可以大幅改善环境质量，但必须付出较高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代价 二、基本模型 假定小型开放经济中只存在一个代表性家庭和一个代表性企业，并且政府只对污染环境的中间投入品和消费品征收从量环境税 企业使用污染投入品，家庭消费污染消费品，这就意味着政府对家庭和企业都征收环境税。，而对工资性收入征收从价税 （一）模型假设 1.代表性企业的行为 对代表性企业作出以下四个假设：（1）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Y）；（2）企业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生产决策；（3）企业面临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4）企业生产使用劳动力（L）和污染要素品（E）两种要素，其生产函数F（L，E）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企业向工人支付市场工资W，政府对工资收入征收从价税（以产品数量衡量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