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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音乐颇具艺术性和个性化 　　时间过得真快，日历牌已经翻到2016年。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整个地球饱受厄尔尼诺现象的蹂躏，全球气候变暖伴随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此浮彼涨，人类的生活似乎如万花筒般空前浮躁繁华。而现实生活反馈于文化，反馈于当代艺术家，却表现出愈加理性简约的表达，甚至追求离开内容的纯粹感官享受。前不久，我国著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秦文琛应邀携新作《听谷》出席了第五十七届“华沙之秋”国际音乐节。作为欧洲三大现代音乐节之一， “华沙之秋”这一享誉国际的音乐盛事要以介绍新作为主，多年来成为前卫音乐的推广平台和了解世界前沿音乐的重要窗口。为此，当忙碌的人们借春节假期尽享欢乐时，笔者特意登门拜访秦教授，请他向读者介绍一下此行的印象与收获 记者：您的新作在国际音乐节上的反响如何？ 秦文琛：在第57届“华沙之秋”国际音乐节上，中国音乐学院紫禁城室内乐团举行了专场音乐会，演奏了五位中国作曲家和一位波兰作曲家的作品。 “华沙之秋”音乐节委约我的新作品《听谷》就是在这场音乐会上首演的，此外，音乐节请我做了一次专题讲座，用与和观众见面和提问的方式介绍我的创作经历和作品，波兰的交响乐团还演出了我的乐队作品《际之响》 作品《听谷》的创作灵感来自近几年对中国山水画的学习和欣赏，前半部分我将几件民乐器当作一个古琴，古琴的声音有虚有实，通过走手音的运动产生轻重变化和不同韵味，通过音色的变化产生空间感。后半部分就是一种自然的声响，也延续了我以前创作的民乐作品注重音色的特点。作品演出反响很好，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对我说：“你的音乐非常深刻。” 记者：您的作品和国内外乐团都有过合作，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秦文琛：国内国外乐团排练最大的区别在于乐团职业化的职责操守和精神。在国内排练，乐团首先问你：“这个作品怎样演奏？”国外乐团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即便是乐团不喜欢的作品，演奏员一拿起琴也会百分百投入。我这次演出的管弦乐队作品《际之响》中需要两根六十厘米长的竹竿击鼓，我去之前觉得乐团肯定没有这个东西，没想到在排练时，演奏员早已把长竹竿备在舞台上。我需要的一套日本定音锣是不常用的乐器，但国外乐团排练前能为作品调来一套日本定音锣，这就是职业精神。乐团的指挥非常严谨地尊重作曲家谱上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标记或要求，一丝不苟地呈现，极端职业化。我想说，音乐作品是精神的产物， 同样也需要有精神的演奏家来呈现，没有了精神，也就谈不上艺术 记者：从九十年代留学德国回来，您多次出国参加音乐节，结合此次音乐节的新作品，您如何看待当今国际舞台上现代音乐的发展变化？ 秦文琛：一方面对音响追求与十几年前所听到的有些变化。另外通过这次音乐节，我发现年轻的作曲家们在对乐器自身的意义方面有更宽泛的理解和表达。当然，总的来说，现代作曲家所追求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将乐器理解为一件传统意义上的乐器，并在这个理念之中尽其可能。几百年来，音乐家们一直依据这一传统作曲意识求新求变，不断挖掘探索，比如设计音高、开掘音色、改变定弦、采用新演奏法等等。因此，在这条路上创新是艰难的，可是在这个方向上仍然有精彩的作品不断问世 二是将乐器作为一件发声体，即打破常规的演奏技法技巧，任意以各种手段作用于一件乐器。比如钢琴掀开琴盖所发出的声音，或者对一个乐器大喊等等。这条路给作曲家们提供了一些想象和创新空间 三是以第二种创作概念为基础继续延伸至整个舞台。传统意义上的器乐演奏已经不局限于演奏本身，乐器和演奏员是作为整个艺术表演的一部分，共同完成一个舞台行为艺术过程， 这种音乐艺术往往追求一种仪式感。比如此次音乐节中有一个钢琴作品，台上放着一架钢琴，但没人上台，演奏者在台下一架钢琴上演奏……这条路几乎可以发挥作曲家的任意想象和创造力 记者：以您的分析，现代音乐走到今天，在当代有什么特点和问题？ 秦文琛：很多现代音乐作品也在追求愉悦感、可观性或者音响效果。在这一点我比较保守， 我觉得只有效果而没有本质的音乐不是好的音乐，我特别强调艺术的本质。比如我曾经在一场音乐会中听到的一个羽管风琴协奏曲，大乐队陪着演奏者在羽管风琴键上刮来刮去，一个音没弹，看起来有些滑稽。这类作品应该说它已经不是在用单纯的音乐和演奏来吸引观众，而是以新奇的表演形式来吸引观众，这种艺术的持久性十分有限 记者：除去消费时代对音乐领域的影响外，有人认为现代音乐创作重观念轻音乐，创作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纯粹的设计和计算，而非传统概念上的情感抒发。现代音乐是否面临艺术被观念的“去音乐”状态？ 秦文琛：我首先想说，理性是推动西方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作品的优劣与作品被设计没有关系。但是西方现代音乐对于情感的表达是十分节制的，在他们的观念中，外露的、不加节制的情感是不高级的，而高级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