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及明清学术文化研讨会综述.doc

桐城派及明清学术文化研讨会综述 　　 6月20日至23日，桐城派与明清学术文化研讨会在安徽大学与桐城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文学所研究员杨义，南京大学教授卞孝萱，华东师大教授刘学照等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的专家学者共80余人，收到与会代表提交的学术论文53篇 会议期间，代表们围绕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研讨活动。不少文章和发言对当前桐城派研究有所突破和刷新，是桐城派研究成果的新发展。其中值得注意的创获有以下几点： 1、对桐城派发展与成功原因的探讨进一步深化。关于桐城派在清代得以发展和成功的原因，历来有多种说法。或认为是清王朝的政治需求，或谓得利于桐城的自然人文环境，还有认为出于桐城文士的职业选择……，多停留于桐城派与外界关系的表象，此次会议上，杨义先生从清代文化中心的转移和清代文化结构的大背景上考察桐城派，认为“桐城派是唐宋文章、程朱理学和清代学术的综合体，它把中国传统文章的精华、传统道学的脉络和传统学术的精彩东西结合在一起，带动了天下文章的写作，占据了清代文坛二百多年。”他认为桐城派成功的原因有四：“一是它的旗帜。”即所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 ，把程朱道统和韩欧文统结合起来，用文统蕴涵道统，用道统支撑文统，起到了对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二是宗师相承，不断地给予同时又吸收。三是姚鼐的文章论。真正使正宗文章学形成体系的是姚鼐。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为三纲，“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八目，又提倡阴阳刚柔、相依为用，这是清代文章理论的重要里程碑。第四是人才培养，创办书院。总之，“桐城派源流很正，弟子很多，纲目清楚，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他的这些论述从宏观高度概论了桐城派传衍发展的原因。而北京语言大学王兵教授则论析了清廷不同时期学术宗尚对于方苞、姚鼐、曾国藩三位代表人物文论和选本实践的不同影响和其差异；南京大学中文系曹虹教授则探讨了清帝训诰倡导的“清真雅正”的文统理念与桐城派文章风格形成的关系，从一个角度揭示出桐城派开宗传衍的背景。他们的发言和文章从微观上深化了对桐城派发生、发展的研究 2、辩证地看待桐城派与“新文化”的关系，注意从桐城派中发掘对新文化建设有益的经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王达敏在其《张裕钊与清季文坛》一文中以大量材料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张裕钊、吴汝纶共同开创“莲池派”造就大批才杰的历史贡献，文章尖锐地指出：“治中国近现代文学和学术史的一些学者，每在进化史观笼罩下研究历史，以新旧论学，并进新而退旧，少有追寻历史之是的兴趣。这就使得所谓旧，如张、吴及其弟子群体，在以新为主线的历史叙述中被遮蔽，而长期沉没于无言的历史之海。”“那些旧人所创业绩，不惟是新派得以成立的基础和背景，而且其本身就是文坛、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正面相呼应的是安徽大学中文系张器友教授，他在《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90年代以来随着对国学的重视，一些人在研究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时注意到了传统文化中流淌着“被压抑的现代性”。“但是人们一直没有从晚清之际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文派――桐城派与新文学的关系论述古代文学的现代转换，这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他认为：“近代桐城派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路障，更是通向后者的桥梁。”而人们对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关系未能作出科学评价的原因则在于“西方中心论”、“新旧断裂论”、“成王败寇论”和“反传统论”等错误观点使然 从桐城派及桐城文化与当今社会新文化建设的关系来看，还有不少论文注意到从桐城派和桐城文化中发掘那些对于新文化建设有益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如安徽大学周中明在其论文《论姚鼐鲜为人知的一面――民主性和进步性》中广泛论述了姚鼐宣扬做“亲民之吏”、赞扬“尽去苛政”、鼓吹“男女一也”、主张“与时俱进”等民主进步思想，指出这些仍是我们今天所应继承发扬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皖西学院中文系卢佑诚在论文中指出：梅曾亮的“民?颉彼枷胗邢嗟庇诮裉焖?说的“人民公仆”的意思，它包含有爱民、忧民，惠氏、利民，导民、顺民之性的内容，是传统的民本观和柳宗元“吏为民役”思想的发展；还有安庆市图书馆邹子荣剖析的张廷玉“疑罪惟轻”的司法理念等。这些文章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文化无疑都是俱有启迪意义的 3、对桐城派诗学、诗歌的研究呈现出活跃的态势。谈到桐城派，人们头脑中总是不自觉地想到它是古文流派，因而在历届桐城派研讨会上，研究桐城派诗歌的论文都了了无几。本次会议所收论文中论及桐城派诗歌的论文8篇，占全部论文的15％以上；从内容上来看，既有桐城派诗论研究，也有桐城派诗歌作品研究。这些论文有的填补了研究的空白，也有的用大量资料和有力论证驳正了前人对桐城派诗歌的误判。如山东大学王小舒教授在其《体兼唐宋气合刚柔》一文中，通过对姚鼐的诗及诗论的论析，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