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显历史正义的悲剧美学.doc

凸显历史正义的悲剧美学 凸显历史正义的悲剧美学 伏生的形象如此高大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只有一个下定决心拥抱文化的时代，才可能把他的形象这样丰满地举起。他吟诵着《尚书》中的字句，这些字句像铁锤一样敲打着我们的心灵这些方块汉字所组成的语句在两千多年的时光中的确就这样不断地为这个民族雕形塑魂。这些汉字所组成的典籍，是这个民族精神密码的宝库。伏生是这个宝库的自觉的守望者。今天，他如此英雄地站立于中华大地的舞台上，仿佛历史正剧的一个圆满的结束。但是在公元前 213年，他无疑就是风口浪巅上的悲剧人物，他和他的幸存的同类，一方面要眼睁睁看着册册卷帙被秦王嬴政的帝王之威烧掉，另一方面还要眼睁睁看着坚守文化理想的同类儒生们在渭水之畔被残暴坑杀。不仅如此，京剧《伏生》还进一步把伏生的心理冲突从社会领域的对抗引入家庭伦理的复杂纠葛中，让他在人伦道德的绞痛中做出抉择，这对于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价值皈依的儒士来说，是一种比自杀更为不堪的自我践踏。 　　《伏生》是一出严格意义上的悲剧。黑格尔关于悲剧的本质曾经有一句经典的概括：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辩护的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 《伏生》中的冲突双方是代表文化力量的伏生和代表政治权力的李斯。对冲突的双方来说，支配其行动的逻辑都是足够强大的。李斯的强大不仅仅在于他作为当朝宰相，位高权重，一言九鼎。更重要的是，在他的背后是如日中天的秦皇嬴政。六王毕，四海一，气吞六合、纵横天下的嬴政在取得空前军事胜利之后，设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筑长城、修驰道，车同轨、书同文，全面建立万世基业的基础。在盛行丛林法则的战国时代，在依靠强权获得了绝对统治权力的时代，这种政治上的霸气，必然要体现为执掌权柄的傲慢。李斯正是这种不可一世的政治意志的支撑者和表达者。当焚书坑儒的决策一出，任何要抵挡这种国家暴力的行为都是以卵击石。 　　从世俗标准上来讲，一介儒士伏生根本没有和李斯较量的资本，面对代表国家暴力的李斯，他如笼中之鸟、瓮中之鳖，是没有任何反抗余地的。他的嬉笑怒骂、装疯卖傻，固然显示了一代名士的风流倜傥，实质上更透露出面对傲慢权力的无奈和悲凉。但是，伏生依然是强大的，作为一个在文化上的自觉者，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典籍具有的生命和力量，意识到守卫这种文化命脉的重大价值。这种道义的承担使他具有了非凡的勇气，可以面对残酷暴力的现实。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这种专制暴力要绞杀的真正敌人是以《尚书》为代表的文化典籍。这样，无论承受怎样的代价，只要保护住这些典籍，就是对专制暴力的挫败。在这一点上，伏生是强大的。他宁可忍受揭发儿子、逼死妻子的屈辱，苟活人世，也要把《尚书》保存下来。他以三尺之躯掩护着一个强大王朝要摧毁的精神宝库，他的确是足够强大的。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两种强大力量在历史时空内的对决难以简单地分出胜负，但是在特殊的舞台情境下，悲剧却一重重地显露了出来。 　　第一重悲剧当然属于伏生。这是最显而易见的。面对焚书坑儒的浩劫，他无法悉数保存典籍也就罢了，无法保障儿子的安全也就罢了。他却在淫威之下，不得不自己动手去点燃大火，不得不供出自己的儿子，最后妻子也在痛苦愤怒之下撞壁身亡。孤立群邪之间，自处中伤之地，伏生的抉择是一个旷然孤高的文化抉择，这种抉择既不可能被家人的亲情逻辑所理解，也不可能被政敌的丛林逻辑所理解，即使对于伏生本人也不完全是一个自觉推动的逻辑。倘若儿子的藏身之所恰好不在家里，这种悲剧就不会这样尖苛。倘若妻子多一层文化的逻辑理解丈夫，这种悲剧就不会叠加得如此突然。《伏生》当然没有放过这样可以创造更大冲突的细节。更为重要的，正是这样常人难以忍受的自戕自辱，为伏生的癫狂和伪装埋下了厚重的伏笔。他的癫狂也许并不能完全视为一种斗争策略。对妻、子难以排解的负疚，对女儿难以澄清的误会，儒生们的围攻唾骂，李斯的百般奚落，使他必须日夜遭受心灵的折磨和煎熬，他即使没有完全疯狂，也无限地在逼近疯狂。无人知道这个热烈的文化赤子在污泥般的卑贱中所掩藏的历史秘密，所蕴蓄的高大情怀。如若秦政权不会如此短命，如若汉政权同样专制暴戾，再强大的伏生也很可能走向真正的疯狂。秦始皇 51岁就暴病身亡，秦朝呼啦啦大厦颓倾，历史似乎偶然，其实也必然地为一个四面出击、狂妄自恋的专制权力画上了句号。一个新政权也以宽松的文化心态自然地完成了对上一段历史的否定，而伏生似乎也迎来了思想和精神的狂欢。 　　第二重悲剧，是属于李斯的。《伏生》主要是把李斯作为强权政治的代言人去对待的。他秉承着秦皇的旨意，也浸透着秦皇的残酷和狂妄。他位极人臣，却裹挟着人性的狭隘和自私。他功高盖世，却仍然嫉贤妒能。他是焚书坑儒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也是伏生人生悲剧的直接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