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2.doc

当代中国哲学2 当代中国哲学2 　正是这一现实的背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扮演了启蒙救亡、改造思想和变革社会的角色，它承继了中国古典经世致用的传统，身体力行，以行为先，注重效验，极大地发挥了动员民众、改造社会的政 论文联盟wWw.LW治功用。和近代西方哲学的学院化气质相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凸显实践性品格，具有某种反纯理化（反对本本主义）的特征，因而其理论体系长久地处在应用型的适宜和调整之中，显得多变而散乱，或者失之于律条化和绝对化，既缺乏思辨的深度，也少有内在的自主性。但这一非学术化的倾向，不仅没有影响到它在中国的扎根，反而使之在社会现实的急速改变之中能够灵活的应对，不断地结出丰硕的果实来。它的精髓就在于更注重如何把哲学的一般原理和社会运动及其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把哲学话语转化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使大众化的普及效果和群众性的动员能量都发挥到了一种学说的极致，这又是纯学院化的哲学形态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被动挨打所积蕴的屈辱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得社会普遍心理亟待思变，渴望富强、走向现代化，通过苏联的接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背景之下找到了巨大的现实力量，和全球性的思想潮流接上了茬，实现了传统向现代性的跨越。 　　建国以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底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凭借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一统天下，建立了以教科书体系为标志的统一的哲学话语[注：这一话语体系的定型以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61年）为标志，它是在充分吸收苏联教科书的体系和内容，集成了30年代以来李达和艾思奇等人的系统，到毛泽东的两论，再到5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实践及其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加以糅合而最终形成的定本形式。依照这个系统，西方哲学的话语表达以洪谦等人编著的《哲学史简编》（1957年）为代表，中国哲学的话语表达以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963年）为代表，这些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系，而这种大一统威权的影响甚至辐射到了60年代统编的其他文科教材当中。]。民国时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行的学院派西方哲学传播和研究，以及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叙述方式，均在马列新哲学的征讨之下而俯首称臣，或者就此消歇，呈现出花果飘零之状。这一政治高压态势之下的齐一局面，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不复存在了，中哲、西哲、马哲的三分格局在历史进程的循环往复之中似乎又故态复萌了，以至更甚于前。当然，这一解禁之后的局面和此前的三分又有不同，所带来的是新时期中国哲学的大发展和大繁荣，这说明以政治代替学术的统一只能是暂时的统一，而不是内在的统一。近二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风生水起、生机勃勃，早已经不是教条主义时代的那个面貌了，学术性和政治性的相对剥离，使得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了丰富的理论色彩和深刻的气质变化。作为学术形态的马哲研究与西哲研究、中哲研究齐头并进、良性互动，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在学科形式上，学术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偏重现实政治需要的应用性、对策性的研究也小有分别，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和发挥着不同的功用。但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品格，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承担着批判现实的功能和改造社会的角色，如果这个根本特点丧失掉了，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景就是堪忧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一方面需要不断地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汲取理论源泉，坚持其社会现实的批判功能和对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理论嗅觉和敏锐感，对于当代的全球化发展态势和中国道路的选择做出准确的理论分析和意义解答。同时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又必须依赖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从火热的、生机勃勃的中华民族的现实性创造活动之中不断地吸取营养，以获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证明和民族精神意义上的内在支撑。这一两维的视阈，既联通了中国与世界，也关涉到前现代、现代及其后现代的诸多复杂纠结，在世界性与民族性、理想与现实等思考的层面上，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在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属性和实践品格，不能不使它在兼顾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个人的自由取向之时更侧重于群体的一方，在兼顾文化的创新实践和文化的传承吸收之时更侧重于实践意义上的活动。就当代的中国文化建设来说，从文化变革的角度看，实践的重要性不在于一般地指向它的文化源头和产生之地，以不断地验证已有的知识并阐发其价值；而在于要在理想与现实、传统与未来之间，在主观与客观、道德与知识等复杂的维度之中，不断地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实现其自我的超越与更新。这种实践性，不但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而且也在哲学的特定意义上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本原。再者，中国哲学的现代性必然要诉诸于自然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