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的叙述脉络与融通取向1.doc

当代中国哲学的叙述脉络与融通取向1 当代中国哲学的叙述脉络与融通取向1 　摘 要：当代中国哲学是由传统的中国哲学、东传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共同构成的，在学科形态上亦划分为中哲、西哲和马哲等三大领域。这三种形式的哲学在近百年的传衍、流变和转折过程之中，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叙述脉络和话语模式，因而各自间也壁关重重、差异甚大，甚至存在着自说自话、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在全球化日益扩展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大国地位的日渐显豁，当代中国文化之身份的明晰性也更加引人关注，一个统一的中国哲学的确立成为时代的呼唤。如何打破中、西、马之间的壁垒，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体现哲学特有的普遍精神而又蕴含了百年中国之独特经验的新哲学体系，就成为当前所面临的急迫任务。 　　关键词：西哲东渐；中国哲学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西马融合；社会生活实践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2-0139-08 　　 　　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仍然处在分隔和裂散的状态之中。因为学科分类的辖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分天下、互不统属，各有一套独立的学术规则和叙事逻辑，在各自的既定情景和惯性轨道上运行。哲学研究与教育的从业者，也是分田耕作、画地为牢，只知汉唐，哪管魏晋，早已经习以为常。这种状况由来已久，渐行渐远，只是于今更甚，随着科研、教学体制化的变本加厉和哲学研究从业者队伍的急剧膨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无法疗治的痼疾，积重难返、无药可救。但面对全球化融通时代的到来和由独白走向对话、由分隔变为一体的新世界之场景，以世纪性崛起的姿态和文明大国之身份重新登场的中国，其哲学岂能是这般的四分五裂、甚或面貌不清？目前的中国哲学状态是未经过充分融合的中、西、马之杂拌形式，显然难以承担起时代的重任，也不足以代表全面开放、走向世界新纪元的中国哲学之整体。 　　就我国20世纪的哲学经历来讲，人们现在越来越多地感觉到了既有模式的缺陷和一种左右不逢源的困境。依傍西方哲学的系统、模仿西方哲学的形态而建构起来的现代中国哲学，并未能提供当代社会所急需的民族精神动员的能量，也未能成为现代人与其文明的源泉之间有效往来的精神之筏。它在接续中国文化传统的功能方面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以至于我们常常要暗自思量：这种哲学到底是拉近了当代与传统之间的距离，还是在传统与现实生活之间设置了无形的障碍？它是架起了沟通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还是在传统和现实生活之间空添了几重公案？即便是一个世纪以来所追求的现代化形式，同样也难言成功，模仿的相似性并没能获得西方人士的垂青，反到是加重了国内的哲学从业者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气氛。目前，中哲、西哲、马哲三个学科之间，壁垒重重，自说自话，这依然还是个常态。因此，从根本上检讨中国哲学得以成立的基础，加强中、西、马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向着当下性、一体化的中国哲学迈进，无疑已经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紧迫任务。 　　 　　一、西方哲学的传播与选择 　　 　　狭义的哲学是西方的产物，就像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强调的，它与一种有限的历史相联，与一种语言、一种古希腊的发明相联[注：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中译本之访谈代序中，有针对性地专门谈了这个问题。参见《书写与差异》，张宁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10页。]。所以哲学对于中国而言，首先是个移植和接受的问题，然后才有涵化和模仿、诠释与建构的展开。早在明朝末年，西方的哲学观念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像当时有西来孔子之美誉的耶稣会士艾儒略（Jules Aleni）在其《西学凡》（1623年）中，就提到了欧洲大学之斐禄所费亚（Philosophia，哲学）的分科与建制。但那还是一个中世纪各门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之前的大全状态，有点像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对哲学所作的分类；再加上明末清初西学东传的最终夭折，这段前史也就不足以构成今天我们叙述的前提。而经受过近代科学精神的洗礼、有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特征，因而取得知识形态的合法化，并经过现代理性化规则的清晰界定、具有了某种准科学姿态的哲学，显然是17世纪以后才在近代西欧产生的，它进入中国，则是晚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对于这个传播过程，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进入的路径和环节已清晰可辨，无需再赘述。这样一种特定历史脉络的哲学形态，确实是欧洲所独有的，是非西方文明所不具备的，中国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到了今天，即使最为自恋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不会痴人说梦般地自认为这种哲学是我们古已有之的。早在20世纪初，日本启蒙思想家中江兆民（1847-1901）针对当时西方哲学东传日本之后所引起的思想激荡，就做出了日本没有哲学的断言[注：中江兆民认为，日本本土的国学和儒学，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