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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的驱动力 　　 　　作者简介:斯文?比克兹，被评论家称为“现代散文大师”。比克兹已出版多部探究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文集，佳评如潮。主要作品有《人造的荒野：20世纪文学评论集》、《激情生活：现代诗歌评论集》、《美国的活力：小说评论集》、《谷登堡挽歌：电子时代阅读的命运》、《阅读》、《走进蔚蓝色的人生》。比克兹发表的散文和评论见诸于《纽约时报书评》、《大西洋月刊》、《哈泼斯》、《新共和》、《国家》、《美国学者》等刊物。 　　比克兹在《谷登堡挽歌》中写道：“我们愈来愈迷恋于电子互动式交流”，可能“阻断书面文字对我们的熏陶”，“在电子图书和互动式录像制品的冲击下，我们的思考能力也会退化贻尽”。比克兹这样的文学评论家如此感慨是不足为奇的。他在这篇专文中谈到他如何借助思考和阅读触及心灵的最深处，因此发现了自我，也为他与美国商业文化的关系找到了定位。比克兹为欧洲移民的后代，自1951年在密歇根州庞蒂亚克(Pontiac, Michigan)出生以来始终在这种文化环境下生活。 　　 　　过去这四年，我埋首书稿，写一部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录，讲述我初涉人生的故事。撰写回忆录的初衷是试图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思考我走过的路，打算从体验弗洛伊德关于兼顾爱情与工作的老生常谈开始，到自己对写作生涯的感受收笔。然而，结果远远超出我所有的想像。书稿记录了我与自己的传统意识搏斗的故事，回顾了我脚下密密匝匝的拉脱维亚根系如何在我长大成人的道路上加深我对美国的向往。如果说在回忆录最近脱稿时，我自忖对形成归属感的诸多基本问题终于有些领悟的话，那么在父母和兄弟姊妹看了我写下的体验后，我倏然发现，面对家庭关系和祖籍观念的制约，无论我通过文字描述了多少化解之道，只不过证实了我背离这一切的艰难曲折。至于我身为美国人的写作生涯会受到什么影响，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从来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1951年我在密歇根州庞蒂亚克出生，父母为拉脱维亚人，来自德国，移居美国不久。据说父母双方家学渊源，才华出众。我外祖父是一名风景画家，曾就读莫斯科学院。我父亲的双亲同为文化学者。祖母研究民俗学，还是语文学家和教师。祖父著述颇丰，涉足心理学、社会学和民俗学诸领域。 　　拉脱维亚文化，尤其是拉脱维亚语言在我们家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但我的父母并非文化保守主义者，与许多美国拉脱维亚裔截然不同。我父母自视为时代精神的热切追随者，投身于摆脱了羁绊的现代派浪潮。我父亲当时是一名踌躇满志的年轻建筑师，在富有传奇色彩的艾罗萨瑞农公司任职，即使对我父亲而言，祖国坚实厚重的民间文化根深蒂固，如果他的经历没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冲击的话，原因即在于他已从中求得一份超脱。 　　当年我并不知道，也从未意识到归依某一方有什么非此即彼的界线。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最热衷的是抹尽外域的痕迹，避免与他人格格不入，成为完全的美国人。我为此备尝艰辛，毫无回旋余地。我非常清楚自己向往什么。我希望能与身边的孩子一样，与邻居和学校的孩子一样。由同一个模子浇铸而成。我设想自己能态度随和，身体健壮，取名Bob或Mark，外号Chip，留着普通的平头，父母的言谈举止能如同常人，让人欣然接受。我盼望有一辆铮亮的新福特，戴着搽过油的棒球手套，与父亲在院子里练习接发球（父亲已年近八旬，我知道他的手从未接触过棒球手套）。 　　我有自己的梦，称不上远大理想，说不定就当一名忍者武士，或者象加乌乔牧人驰骋阿根廷大草原也行。不论从表面上看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我可以武断地说，我们甚至还无法开始适应环境。我们是陌生人，来自一块陌生的土地。每年新学期第一天我总会在点名时声称可以叫我Peter──我的别名。我们在家都说拉脱维亚语，我无法改变这个现实。至于在公共场合使用哪种语言，我父母抱无所谓的态度。每一次随家人一起外出游玩，我总是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母语就自然而然从嘴里蹦出来。至于我家住的房子，室内处处棱角分明，清冷如水，没有一丝舒适感。所以我从不请朋友来我家。 　　我经历种种苦痛，渴望能达到美国的规范，如发现自己稍有差异，则汗颜不已，却又无以言宣。我成天在演戏，模仿那些天生交好运的朋友，摘下一个面具又戴上一个面具，在避免矫揉造作的同时，用俚语表达每一个意思，但我从未感到这是属于我的角色。直到我快20岁的时候才发生转变。那时，反主流文化运动异军突起，“怪诞”、“特别”瞬间可以被接受，甚至受到推崇。 　　在我动笔写作的文学生涯形成期，渴求同化的欲望本不会有多大的作用，只不过加深了我内心产生的直觉，对有别于他人的差异，对自己身上某种深刻的异族烙印，对无法真正享有美国宪法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感慨良多。当然，这种感慨催生了动笔写作的种种欲望。然而，感到与别人有差异不可能让人喜笑颜开，对青少年尤其如此，于是总想与别人建立关系，希望得到认可，寻求任何有助于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