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出版业补白.docVIP

进步出版业补白 　　由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中国出版通史》，共9个分册，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总体来说是一部有价值的大部头著作。美中不足的是，该书第8册《民国卷》，对民国时期(1912年1月-1949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出版业历史有重大遗漏，对众多出版人为传播新文化而抛头颅、洒热血所付出的惨重牺牲，只字不提。进步出版业和出版界先烈，反映了民国的时代脉搏，顺应和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为中国出版史谱写了辉煌的一页，它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民国卷》约40多万字，分上下两编。 　　其中下编第十二章――也就是《民国卷》的最后一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这是进步出版事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但除此之外，尚有郭沫若、李公朴、李任仁等许多进步文化人和共产党员个人创办的出版发行机构，也是进步出版业不可分割的部分，可惜均被《民国卷》所忽视。本文限于篇幅，仅就第十二章的内容谈点不同的意见。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进步专业日益成长壮大，进步书业的出版历史漫长，出版机构众多，出版物的影响巨大，出版发行活动的史实非常丰富，而且十分注意团结和联合民营书业。《民国卷》作者仅仅给一章的篇幅，同其他各章相比，许多重要史实不是被遗漏就是被简化。第十二章共六节，仅将被遗漏的重要史实列举如下： 　　 　　建党前夕创办的五大书社被遗漏 　　 　　在第一节《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入与出版》这一节中遗漏的重大信息有：毛泽东于1920年9月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及其九个分社；李大钊于1921年3月在北京创办的新知识书社；恽代英于1920年3月在武昌创办的利群书社；王尽美于1920―1926年在济南支持的齐鲁书社。这几个出版发行机构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广新文化以及筹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民国卷》均没有记述。在该卷第53页，把新青年社说成是出版发行《新青年》杂志的机构，不够准确。它是1920年9月由陈独秀创办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版机构，并专设总发行所。除出版《新青年》杂志外，还出版图书。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该社成为党中央的出版机构之一。《民国卷》对新青年社的介绍不够全面。 　　 　　遗漏了中共党组织创办的众多书业机构 　　 　　第二节《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等党的早期出版机构》中，遗漏了1924年5月成立的由张伯简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出版部”，1925年1月更名为“中共中央发行部”(有时又称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兼任部长。1927年春，在汉口还成立了由张太雷任局长的中央出版局，领导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机构。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共地下党组织曾在上海创办华新书局等多所地下出版机构，开展了惊心动魄的地下出版发行活动。这些重要史实(特别是地下发行活动)均被《民国卷》忽略了。1925年4月30日发出的第28号《中共中央通告》，对党的出版发行工作的关怀和具体部署，在《民国卷》中更是无迹可寻。 　　在党的早期出版机构中，除了中共中央陆续创办的书业外，中共地方组织也创办了为数众多的出版发行机构。仅四川省的党组织就在20多个市县建立了书店。这些书店被反动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其他如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在青岛创办的青岛书店、刘少奇在武汉主持的湖北总工会出版处(一年多出版发行书刊200万册)、李维汉在长沙创办的真理书店、方志敏在南昌创办的文化书社、张友渔在天津创办的北方书店，还有协生印书局(保定)、秋水书店(开封)、韩江书店(潮洲)、苍梧书店(梧州)、“廿八”书报社(西安)、新曙书店(重庆)、哈尔滨书店(哈尔滨)、绿野书店(沈阳)、国光书店(广州)、国民书社(成都)、新皖书店(安庆)、宁波书店(宁波)、辅仁书社(巴中)等等，在当地都颇有影响。不少书店还是集出版发行于一体的。上述所列的进步出版业以及它们的出版发行活动，均被《民国卷》所忽视，一句未提。 　　 　　不应忽略了苏区出版史实 　　 　　第三节《苏区出版事业》的内容过于简单。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严帆著《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中央苏区新闻出版事业的兴起、发展等，史实丰富。在红都瑞金，有报社5家、编审出版机构15家、印刷机构6家、发行机构8家，还有中央苏区所属的赣南、闽南、粤赣等地方性出版机构和各县建立的红色书店。它们向工农大众大力发行识字课本和通俗读物，实为中国出版史上的创举。瑞金的《红色中华》等报刊不断报道出版发行信息和出书广告。邓小平主编的中央军委机关报《红星报》，直至长征期间仍然由他坚持油印出版，遵义会议后他才调离这个岗位。所有这些史实，《民国卷》只字不提。该卷只对苏区的中央出版局、中央总发行部点了一个名称，几笔带过，其他编审出版机构、发行机构的历史均未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