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不应成为《东藏记》之尤甲仁.docVIP

钱锺书不应成为《东藏记》之尤甲仁 　　朋友春节期间来访，掷下一本《东藏记》，说是曾经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推荐给镇日忙于学术论著论文很少看当代小说的笔者以为“休闲”，不料随手翻阅了一下，竟然颇感惊悸，遂记于左。 　　其中一对人物尤其引人注目，即尤甲仁与姚秋尔夫妇，以笔者之见其实是暗指钱锺书与杨绛夫妇，或是说以其二人为原型。 　　《东藏记》中主要故事发生抗日战争时期的明仑大学，所谓明仑大学指当时并入西南联合大学的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所组成。清华大学毕业的钱锺书夫妇从欧洲留学回国后，受聘西南联大教授，曾经短期在西南联大任教，当年暑假里回上海后，辞西南联大之聘，转任小小的湖南师院。钱锺书的这段生活经历与《东藏记》中的描绘恰可以相互映照。 　　因此不能对这部写这段历史的小说的描绘不措一辞，可惜未见有识者指出，笔者只能中辍著述，为之一辩。 　　 　　一、钱锺书与尤甲仁，是耶，非耶？ 　　 　　首先是是生活与学术活动的轨迹，《东藏记》的主要人物孟弗之显然是作者宗璞的父亲冯友兰，或是以冯友兰教授为原型（在小说中是一位历史学教授）。 　　在《东藏记》第四章第四节尤甲仁夫妇出场时，由孟弗之介绍： 　　说是刚从英国回来的尤甲仁，……两人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他们是欧战爆发以前回国的，先在桂林停留，一直与弗之联系，现在来明仑任教。 　　 　　钱锺书1933年夏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为照顾当时身体欠佳的父亲钱基博，到钱基博任中文系主任的上海光华大学任讲师，讲授诗学与英国文学。1935年夏与杨绛（本名杨季康）结婚，同年秋考取英国庚子赔款第三次留学生考试奖学金，二人同赴英国留学。钱就读于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杨绛是自费出国，没有研读学位，旁听语言文学课程。 　　这就是《东藏记》一书中所描绘的场面。尤甲仁道：“秋尔在英国，没有得学位。不过也是读了书的，念的是利兹学院研究院，她也有个工作才好。”孟弗之想英文方面的人已经够了，“法文、德文方面的老师比较缺”。杨绛研究西班牙文，以后译了《堂吉诃德》，这也是《东藏记》中的姚秋尔与杨绛的背景联系之一途。 　　1938年秋钱锺书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他于10月从香港转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而杨绛则并没有随行，她携女儿到上海看望父母。据说钱锺书在西南联大教学期间在讲坛上妙语联珠，大受学生欢迎。但是与教师甚至一些著名教授关系不睦。甚至连次年续聘也成了问题，这就是《东藏记》第八章第三节中的另一段描绘。尤甲仁与姚秋尔二人听人说到“天津、上海家人来信说沦陷的地方倒是安静”。姚就提出回天津，尤甲仁说道：“未尝不可考虑，我讨厌系里这些人，他们对我有看法，也许下学期会解聘我。”1939年夏天钱锺书到上海探亲后，没有再回西南联大，反而于11月从上海到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任教，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围城》中的一段经历，或许钱锺书所写的方鸿渐在三闾大学不被续聘的经历，恰恰是对当初西南联大的回忆的创造，只不过这个主人公是虚构的，这一点是杨绛所多次说过的。 　　 　　二、书里书外：“出西南联大记”的隐情 　　 　　小说重人物性格，所以人物性格往往比任何经历都更说明问题。钱锺书性格与其说鲜明不如说是独特，他为人耿直到狷介的地步，所以有人认为他是一介狂生，但是了解他的人才知道他的率真。他的直言不讳的学术批评更是令常人难以忍受。特别是年轻时，钱锺书甚至连自己的父亲著名学者钱基博和关系密切的老师吴宓都批评过，说钱基博读书不多，而说吴宓有些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钱锺书批评的人中，有两个与他关系密切的西南联大的名人：冯友兰与叶公超。一位是文学院长兼教授评议会主任，参与决定校内外大事。另一位是外文系主任，同样声名远扬，后来也投身政治。钱锺书当年破格聘任以及以后能否被聘任，直接由这两位决定。这两人不仅是学界名流，也都以公正宽厚著称。不过这也正是钱锺书的性格特点，他不会因为两人对于他的栽培或是顶头上司而有所忌讳，不敢直言。当然，这两位为人正直的学者生前都不曾对钱锺书的批评直接反驳，因为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与青年学者之间的差距过大，不值得为这些批评回应。 　　这两个人的身影同样出现在《东藏记》中，我们顺便提出以为佐证。 　　《东藏记》作者宗璞的父亲冯友兰教授是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的教授，曾经兼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校务会议主席、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长和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东藏记》中的孟弗之则是“辞去了教务长职务”，却又被选入了学校的评议会，这是学校的权力机构，“校长和教务、训导、秘书三长是当然委员，另有从教授中推选的评议委员一同组成”。 　　孟弗之就是被教授推选的评议委员。这个“明仑大学”的“教授治校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