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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摘 要: 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思想对我国古代的旅游文化观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该思想一方面重在以旅游主体的主观感受为归宿,另一方面又强调无论乐水还是乐山,都是君子对精神文化的一种追求和享受,只是各人享受的方式与享受到的程度有一定的差别。但同时知者乐水和仁者乐山又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兼而有之的旅游思想,已成为我国古代旅游文化较为显著的一大特色。 　　关键词: 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 孔子 旅游文化观 　　 　　旅游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我国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旅”、“游”两字出现很早而且使用频率高,但大多数都是分开使用。最早将“旅”与“游”二字连用的,是南朝梁沈约的《悲哉行》:“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1]此后,历代诗词散文中“旅游”一词都频频出现,反映了我国古代旅游活动的兴盛。 　　从整个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来看,儒学文化作为社会主流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充斥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中包括中国古代的旅游活动。孔子作为儒学文化的创始者,其“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思想更是对我国古代的旅游文化观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孔子的这一思想及其在旅游活动中的表现作简要论述,以探明我国古代旅游文化的思想特色。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有句名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便是被后世称为“比德”的山水欣赏见解。钱穆在《论语新解》中曾说:“本章首明仁知之性。次明仁知之用。三显仁知之效也。”其实,就总体而言,是讲仁知者不同的旅游观念、表现与效用。 　　关于“知者乐水”,《韩诗外传》卷三里,问者曰:“夫智者何以乐于水也?”曰:“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小间,似有智者;动而下之,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天命者;历险致远,率成下毁,似有德者。天地以成,国家以宁,万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乐于水也。”一言以蔽之:“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2]关于“仁者乐山”,在《尚书?大传》里,子张曰:“仁者何乐于山也?”孔子曰:“夫山者,?钊桓?,?钊桓咴蚝卫盅??山,草木升焉,鸟兽蕃焉,财用殖焉,生财用而无私为,四方皆伐焉,每无私予焉,出风云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飨,此仁者所以乐于山也。”“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3]首两句实际是明知者和仁者有不同的旅游观念。 　　关于“知者动,仁者静”,朱熹曰:“动静以体言。”[4]而康有为加以具体阐发:“知者才智迸发,如机轴转运,不能自已,故动。仁者神明元定,如明镜澄澈,粹然无欲,故静。”[5]次两句实际上是明知者和仁者不同观念的外在表现。 　　关于“知者乐,仁者寿”,朱熹曰:“乐寿以效言也。”[6]康有为阐发曰:“动而周流自得,故乐。静而安固有常,故寿。”[7]《申鉴?俗嫌篇》里,或问:“仁者寿,何谓也?”曰:“仁者内不伤性,外不伤物;上不违天,下不违人;处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寿之术也。”最后两句实际上明知者和仁者由于旅游文化观念不同而有不同效应。 　　具体而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旅游文化观,至少包括下面两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把山水人格化,赋予山水以人的情感,游览欣赏山水时,不刻意追求山水本身的高低大小、秀美程度,而重在以旅游主体的主观感受为归宿。山水之美通过人的感受表现出来,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感受、欣赏山水的自然之美。 　　在南朝时,好读书、喜道术、爱山水、颇通医药地理的思想家陶弘景一生的言行,可以说是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旅游文化观的最好注脚。出生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的陶弘景,在宋齐两朝曾经出仕,后隐居于茅山大茅峰华阳洞,自号“华阳陶隐居”。梁武帝萧衍即位,多次礼聘他下山,他都执意不出。梁武帝每遇国家大事,总是前往山中向他询问求教,对陶“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8],时人故称他为“山中宰相”。陶弘景喜好山水,真可谓“留连忘返”,甚至是“留连不返”,《梁书?处士传》说他“?汤?名山,寻访仙药。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盘桓,不能已已”。有一次,当时皇帝在给他的信中曾问他茅山中有什么东西使他那样着迷留恋,陶弘景遂用一首小诗回答道:“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9]在这首小诗中,陶氏既回答了他留恋山水的原因,同时又表达了他对山水的感受。可以认为,他对山水的“自怡”感受及陶渊明的“怡然自乐”[10],在本质上代表了中国古人游览、观赏山水的最高境界。这种“自怡”,就是指审美主体在对审美客体――山水的游览、欣赏过程中,获得了美的愉悦或满足。这种愉悦或满足是旅游者的一种文化心理需求,是游人的一种精神价值的自我实现。 　　其次,不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