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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生活狂欢剧 　　摘要：《呼兰河传》作为萧红的名篇之一，它的文体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散文，诗化小说，自传体等，研究者们的纷争，终未能尘埃落定。笔者认为本文也可以解读为一部生活狂欢剧，并试图对文本进行提炼和解读构建，通过在舞台场景，生活狂欢，庙会狂欢及死亡话语来论述文本中的狂欢节元素，探究除旧迎新这一狂欢节主题。 　　关键词：舞台；狂欢；除旧迎新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006-01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不是艺术的戏剧演出方式，而似乎是生活本身现实的（但也是暂时的）形式，人们不只是表演这种形式，而是几乎实际上（在狂欢节期间）就那样生活。也可以这样说：在狂欢节上生活本身在演出，这是没有舞台、没有脚灯、没有演员、没有观众，既没有任何戏剧艺术特点的演出，这是展示自己存在的另一种自由（任意）形式。 　　呼兰河城，中国东北的一个边陲小镇。在这里，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是通过“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的方式得来。在这样一个物质匮乏，思想蒙昧的小镇，作者用她柔美优雅，幽默诙谐及深情暗藏的笔触写就了一幕生活即狂欢，狂欢即生活的狂欢剧。 　　一、舞台及其背景 　　中国多阡陌，家家户户通过道路紧紧相连，西方式的广场被更为巨大的“广场”所取代，在《呼兰河传》中则幻化为呼兰河城的所有存在，作者自小习画，美术的技法在《呼兰河传》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是凭着画家的触觉，将存在于脑子的里狂欢意象形象化，实现了戏剧的文本化。《呼兰河传》摒弃了时间这条线索，十字街，东二道街，西二道街，“我”家，从街头到巷尾，以“我”家为中心，从远到近，以空间为轴，围绕呼兰河城内场景的不断更迭，构建了呼兰河城这一个具备广场意识的大舞台。作者采用了非传统的出场方式，在“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的场景描写中，舞台人物相续粉墨登场，卖馒头的老头，步履维艰的风趣描写，馒头被偷时，“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的话语开场，暗示了这部舞台剧的诙谐基调。 　　二、生活狂欢 　　巴赫金认为，狂欢式的笑是包罗万象的，它针对一切事物和人（包括狂欢节参加者），整个世界看起来都是可笑的，都可以从笑的角度，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来感受和理解的。解读文本狂欢性，需要从可笑性入手，呼兰河人为我们演示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方面的可笑性。在这里作者巧妙地选择了儿童视角，“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呼兰河传》，经由儿童视角，将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不予以加工，不对所述内容的矛盾性妄加评论，如涓涓溪水般，缓缓道来。儿童视角决定了文本的真实性及其叙述权力的特殊性。 　　呼兰河人是贫瘠的，然而他们的生活似乎并不痛苦沉闷，呼兰河冬日严寒而又漫长难耐，不管是晴天雨天，大泥坑从不会让人们失望，总会淹点或是陷点什么。“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大泥坑成了呼兰河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仅满足了谈资，“便宜”肉的愿望，还能扯上龙王爷，图得一时口快，甚至雨天过大泥坑成了奋斗和勇气的象征，“奋斗”的情景活灵活现，挑战成功的成就感，公鸡斗败的挫折感，对手却是一个大泥坑。许多不符合人们惯性思维的场景，重叠在天真单纯的儿童话语里，达到了幽默诙谐的效果。这就是呼延河人的日常生活，其可笑性充斥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仿佛生活就是一场亘古不变的狂欢表演。 　　三、庙会狂欢 　　赵世瑜在《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一文中，将中国传统的庙会的特征归结为“原始性、全民性和反规范性。”这在《呼兰河传》的文本中也得到体现，“一年没有什么别的好看，就这一场大戏还能够轻易地放过吗？所以无论看不看，戏台底下是不能不来。”河岸沙滩成为了巴赫金眼中的广场，而狂欢节叙事中的咒骂和嬉笑在这里也得到了表达，“这来在戏台下看戏的，不料自己竟演起戏来，于是人们一窝蜂似的，都聚在这个真打真骂的活戏的方面来了。也有一些流氓混子之类，故意地叫着好，惹得全场的人哄哄大笑”。庙会狂欢并不没有轻易结束，“妇女无限制地或较少限制地参加庙会及娱神活动，是庙会狂欢反规范性的突出表现。” 　　此外，与庙会相关的还有请大神，放河灯，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节庆活动。呼兰河人，虽也有庙会，也会在庙会祈愿，却对神灵又是抱着戏谑的心态。“人们又都着了慌，爬墙的爬墙，登门的登门，看看这一家的大神，显的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