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俗世威尔》看新历史主义对传记理论的阐释与启示.docVIP

从《俗世威尔》看新历史主义对传记理论的阐释与启示 　　摘 要: 新历史主义有关历史与文本关系的理论阐述,即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不仅为传记的文艺虚构从理论上提供了依据,而且使得传记文学针对客观历史性所要求的真实建构与艺术虚构的二元对立迎刃而解。格林布拉特的《俗世威尔》则用具体的文本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 《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 新历史主义 格林布拉特 传记 　　 　　一、传记的历史性和文学性 　　传统传记理论认为,传记是对人物的生平记述,历史真实性是其第一要素,传记写作必须以史实为基础。然而,在文学阐释中重塑传主的生平,最终的传记作品往往只是关于他的叙述和阐释,因为逝去的故人已不可能重现和复原,正如我们不能再现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历史是非叙述的、非再现的,不过,除了以文本的形式,历史是无法企及的,或换句话说,只有先把历史文本化,我们才能接触历史”。[1](P82)由此可见,历史性和文学性构成了传记的两个基本属性。“传记既不是纯粹的历史,又不完全是文学性虚构,它应该是一种综合,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2](P44)如何兼顾历史事实与传记事实的二维平衡,成了传记作品的内核问题。 　　关于传记的真实性建构和艺术化虚构,赵白生在《传记文学理论》一书中曾指出,现代传记发展的一个趋势是从客观真实开始走向虚构。“在史与文,它不是一种或此即彼、彼此壁垒的关系,而是一种由此及彼、彼此互构的关系”。[2](P44)他认为,由于史与文的相构,或者历史与文学的互文性关系,促就了传记作品中虚构的客观存在,即历史记述本身已经趋向文学化,纯粹客观真实的历史已经不复存在。这一观点恰恰呼应了新历史主义有关“历史的文本性”的主张。 　　二、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 　　新历史主义批判大多以“历史性”与“文本性”及其相互关系作为主要参照点,据此,蒙托洛斯(Louis Montrose)提出了新历史主义的定义,即“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他解释说:“我以‘文本的历史性’指所有的书写形式――包括批评家研究的文本和我们处身其中研究其他文本的文本――的历史具体性和社会物质性内容;因此我也指所有阅读形式的历史性、社会性和物质性内容。”[3](P20)“历史的文本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文本通过保存和涂抹的选择过程对历史进行文本建构,这个过程受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二是当文本转换成文献并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依据时,它再次充当阐释的媒介。[4](P44) 　　新历史主义的文本历史观对传统的历史观念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不再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取决于历史“阐释者”主观立场的“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是修辞的灵活运用和语言结构的叙事构型。历史演化成了对过去事件的描述,这种描述并非纯粹的客观再现,而是渗透着语言运用者对事件的解释。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事件的客观记述也成为一种话语或文本的主观撰写。对此,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进一步论证道:“为了将历史事件作为思辨的对象来进行建构,它们必须用某种自然或技术语言来加以叙述。对于事件所进行的分析或解释,无论是思辨科学性的还是叙述性的,都总是对预先已被叙述的事件的分析和解释。这种叙述是语言凝聚、替换、象征化和某种贯穿着本文产生过程的二次修正的产物。”[5](P100-101)这种明显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历史观,无疑是福柯等的后结构主义历史观的延续。“历史的存在就是作为话语和文本而存在了,而想象和虚构也就成为历史所无法摆脱的宿命”。[6](P112)但毫无疑问的是,新历史主义的这一理念也促使了在观念、方法、实践上的文史融合,使得“阐释者”拥有运用自己的话语,对历史实施自己的构建成为可能。 　　三、格林布拉特的传记理论与实践 　　作为新历史主义的领军人物,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将该学派的批评模式引入传记写作,用具体的文本实践对传记理论作了新历史主义阐释:2004年,推出新作《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在这部传记中,格林布拉特将莎士比亚置身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视域里进行解读。当时政局更迭,宗教纷争,黑死病蔓延,莎士比亚居住的小镇也经历着“突变、不安和观念混乱”。通过从“屠夫”到“伦敦剧作家”的身份转变,莎士比亚在完成“自我塑铸”的社会化建构的同时,也阐释了社会权力结构与“自我戏剧化”展现的深层关联。 　　然而,格林布拉特融文学解读于历史传记的作法在文学评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有学者认为,格林布拉特主要采用小说创作技巧对证据进行想象,模糊了传记与小说、传记与评论的界限。[7](P54)也有学者批评格林布拉特将自己的情感和经历倾注于传记写作,认为他表面上是在写莎士比亚,实则是在写自己:“在解读莎士比亚时,格林布拉特已经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