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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下中国民间美术现状的一点思考 　　摘要:民间美术是中国民族美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的发展中衍生出了宏大而精彩的民间美术样式。然而当下的中国民间美术却在现代生活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冲击下,面临着不断消亡和没落的境遇。以当下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对中国民间美术现状作一点思考,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发掘和保护。 　　关键词:民间美术;木版年画;生活方式;消亡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4-0080-01 　　 　　民间美术是由人民群众创作的,以美化环境、丰富民间风俗活动为目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流行的美术。民间美术是我们民族美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一切美术形式的源泉。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文化历来发达,在漫漫的历史长河的发展中衍生出了宏大而精彩的民间美术样式。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我国民间美术正处于大发展的进程中,恰恰相反,“百年来,面对西方世界的物质优势和强势话语,国人坚持自身文化立场的信心受到前所未有的动摇”,中国处于“非西方民族文化既遭到外力的冲击,又受到内部滋生的文化殖民意识的干扰”,“随着民族机制的毁坏与失落,文化建设偏离了民族化发展轨道,这种文化上的‘水土流失’,使得曾经生机活泼、花繁叶茂的民族民间文化植被日趋枯萎。”① 　　正如吕品田先生所言,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关系紧密的民间美术正在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由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的消亡危机。据相关专家表示,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发掘措施和保护措施,那么丰富多彩的民间美术的快速消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世人发出“世间已无手工艺”的喟叹也就在所难免了。 　　以笔者家乡所在地聊城为例,作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京杭大运河曾经的重要码头,在明清时期的城市经济中有过璀璨的历史。也正因为运河之便利,聊城贯通南北,融和东西,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间美术形态,剪纸,木版年画,雕刻葫芦,面塑,泥塑等等。笔者身为土生土长的聊城人,竟然不知来聊城有如此丰富的美术资源,查问之下,不免大吃一惊,继而赧然于心。然而当年之繁华犹在故老言中,民间美术却已凋零不堪,不复当年之气派!作为民间美术的重头戏――木版年画在聊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繁盛之时可以和潍坊杨家埠相抗衡,所产之木版年画沿古运河风行鲁西、鲁南、鲁北各县以及泰安、济南和山西、河南、河北、东北等地。本文即是笔者以年画考察作为案例进行乡土调查,管中窥豹,揭示当下中国民间美术的现状和问题。 　　聊城东昌府木板年画已于2006年入选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示名录。根据聊城市文化局近几年收集整理的资料,我们可以对聊城东昌府木版年画的发展做一个梳理。清末,东昌府产生了“五福祥”等20余家较大的店面,它们资金雄厚,储备了大批的画版,因此常年开工。尤其是东昌府清孝街、铁塔寺一带的三个大作坊“羲盛恒”、“同顺和”、“同兴昌”,价廉物美,生意兴隆。由于地处京杭大运河岸边,南来北往的船队载着各地的商贩纷纷前来订购。东昌府年画近的销售到鲁西、鲁南、鲁北各县以及泰安、济南、潍县等地,远的到达山西、河南、河北、东北。民国时期,东昌府木版年画达到鼎盛时期。 　　东昌府木版年画的印制与其他年画产地有所不同,有其独特的方式,即历来“刻印分家”,印工早期雇自张秋镇,刻工来自东昌府堂邑骆驼山一带。值得注意的是,聊城在明清之际刻书业盛行,驰名海内外的“海源阁”藏书有一部分是聊城本地刻版的,由此造就了一批刻工能手,客观上促进了聊城本地的刻版技艺发展。 　　聊城木版年画的制作工艺:先在纸上画出图案的草样,然后糊在梨木板上,再沿着图样进行雕刻,制成木版。一张年画往往需要多种颜色,根据不同颜色的印刷需要,一张年画需要刻制五块至七块模版,形成套版;印刷时,将套版的不同模版固定好后,按照顺序依次摆放,在上面分别涂刷墨汁、亮青、大红、大绿等多种颜色,然后把纸张按工序依次铺在木版上,再用棕刷刷一下,带有各种颜色的图像就诞生了。一套新刻版只能用一年,线版的线条变粗,就要换新版,刻版艺人就是这样代代相传,创造了丰富的用刀的语言。东昌府木版年画,摆脱了用刀描刻毛笔线条的俗式。构图饱满,造型圆中见方,对物象结构进行概括、夸张、强化。如作品上边一只手的表现,没有画出具体的手指,下边一只手的造型却是采取意象的具体表现,和上边的手形成对比。人物双手中的鞭、锏构图位置动势得体,恰似两臂正在舞动。面部五官表情生动,嘴缝一条直线与双眼形成反透视关系,这样更具有艺术趣味,具有装饰美。东昌府年画以神像为主,题材有门神、判头、灶王、天地牌、全神等。门神数量较多,除了与各地相似的题材外,还有取材小说《三国演义》和《杨家将》的“赵云救阿斗”“马超战马岱”“火烧杨滚”等,这些题材据说在山东省其他地区的门神中是没有的。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儿童题材的房门画,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