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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摘要:由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可看出,悲情始终贯穿于古代传统音乐文化中,文人乐师无论是在音乐创作还是诗歌吟诵时,都坚持以悲为美。而古希腊人所塑造的悲情英雄则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尚悲”的情绪是根源于人类所共有的心理结构。人们在心中苦闷无处排遣时,选择通过音乐宣泄情绪,使音乐成为情感抒发的重要媒介,也使悲情文化成为人类共有的普遍的意识形态。而在中国,“悲”所代表的不怨不怒的特殊表达方式则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一种独特的诗性精神。 　　关键词:传统音乐;悲情意蕴 　　中图分类号:J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0-0072-01 　　 　　周国平说:“我相信一切深刻的灵魂都蕴藏着悲情。但真正深刻的灵魂绝不会沉溺于悲情,而是于悲情处超越自我,在超越的旅途中看清自己在尘世的遭遇。此种认识,使人能够真正明白,王朝更迭只是过眼云烟,千秋功业只是断碑残铭。” 　　在古代浩淼的历史画卷中,悲情意识最为集中也最为明显的莫过于音乐表达。在传统的音乐文化模式中,悲情可以说是音乐的主色调。在对传统音乐乐曲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被古人奉为佳品的音乐或多或少都沾染着 “悲”的情绪。晋平公执意追求悲至极致的乐曲,并将其与神圣高洁的君王心境相比照,而伯牙移情的故事则启示我们,唯有历经痛苦的磨砺和心绪的抗争才能孕育出传世的佳作。 　　在现当代的文化研究者中,最早对音乐中的悲情意蕴予以关注的,当属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钱钟书在其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管锥编》中论述了古人在音乐审美中的尚悲情节,但囿于钱钟书的治学习惯,他只是简单的罗列中西文化丛中的大量实例,而并未就古人音乐审美中悲情意蕴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推测。承接钱钟书所开启的这一研究空间,对于古人以悲为美的审美心理,结合相关论据,我们不妨做出一些大胆的猜测。 　　我国古代,有两则记载音乐审美中的尚悲倾向的典型公案:一则是《韩非子》中所记载的,卫灵公在出访晋国是途径濮水是偶然听到一曲美妙动人的音乐,在到达晋国以后,便让乐师将此曲(即亡国之君商纣听的清商曲)演奏给晋平公听,晋平公听完后意犹未尽,还要乐师演奏更为悲伤的清角曲;另一则公案则是大家熟知的《乐府古题要解》里记载的关于俞伯牙的故事:当成连将伯牙留下独自到蓬莱山精学琴艺而旬日不归时,伯牙心悲,延颈四望,但见海水汩没,群鸟悲号,伯牙便仰天长叹,遂成妙手。透过两则公案,我们不难发现,在古代,音乐与悲情是形影相随,紧密相关的。面对历史的更迭、世间的往复,人们在慨叹人生的有限性时,就会衍生出悲情心绪,音乐的极致表达是始终镶嵌在一种悲伤的情感氛围中,以悲唯美成为理解传统音乐表达的底线原则和核心要义。 　　上述两则公案的说服力也许不是很强,我们不妨细数一下我国古代传统的经典古乐:马致远的《汉宫秋》唱的是昭君与汉元帝的离情别恨,秋景萧瑟,晚风凄凉,“俺向着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意象间传递的悲情不绝如缕;作为中国十大古琴曲之一的《阳关三叠》,一咏三叹,“渭城朝雨?徘岢?,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面是杨柳青青故人情,一面是大漠阳关人烟寥,饱含了深沉的惜别之情;《平沙落雁》更不必说,向来被奉为“哀而不伤”之佳品,寄托着有识之士的鸿鹄之志;《二泉映月》丝丝悲怆,扣人心弦,传递着一位盲艺人辛酸悲恻的坎坷情绪,直让人其感叹身世悲凉;《平湖秋月》呈现出的则是“唯见江心秋月白”的凄寒寂寥之境;《广陵散》凄凄怨怨,在悲伤的意蕴中透露出刺客的高义,想想嵇康借着血色残阳,泰然自若地抚琴奏曲,此情此景自是人间绝唱,而这极大的悲伤背后却是生命终归沉寂的宁静。 　　悲从中来,不可断绝。缘何在传统音乐的表现中始终会以悲情为主色调?我认为,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人类共有的悲情心理结构。在西方,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等人的笔下,古希腊城邦是在悲剧的力量、英雄的壮举和血海的洗礼中傲然挺立起来的,那些令人类难以承受的力量催生了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亚里士多德的“Catharsis(陶冶、净化)”理论认为,“悲”的艺术作品有排遣苦闷、荡涤心境、抚平心绪的效用,这种效用久而久之能够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而在尼采的眼中,悲情的本质是一种酒神精神,预示着情绪的发泄,是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之流,是一种超越于肉体之上的精神狂欢,即使个体毁灭了,形而上的慰藉却可以达到永恒。这些西方哲人的经典论述给予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人类在进行艺术作品欣赏及创作时都有伤悲的心理倾向,悲剧作品能够洗涤消极的情绪、维持心理的健康,进而提升我们内在的精神力量。然而,东西文化模式中共有的伤悲倾向,只能够用来说明我国传统音乐中存在悲情意蕴的可能性,还不足以解释其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