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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现代汉语话剧发展脉络 　　摘要:1840年以来,鸦片战争的惨痛经历促使国内有识之士开始寻求变革之路,首先体现在对文化艺术的整理上,梁启超先后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力图挽救危亡中的中国文化,建立新的有利于民众与国家的新文化秩序,话剧就在这样的情势下应运而生,成为中西文化碰撞之后的骄人产物,在后来中国的政治思想,社会文化各方面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仅就中国早期话剧,即胡适《终身大事》剧本创作之前的中国话剧发展的概貌做一个分析评述。 　　中图分类号:J8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4- 　　 　　一、萌芽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有了零星的外国剧团,但他们演剧有一定的规矩,有的不唱只通体说白,有的仍用锣鼓,这说明学生演剧只是一种戏剧活动现象,没有固定的表演模式,但是却为后来的话剧作了充分准备。 　　直到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成立,中国的话剧才算正规起来,他们致力于对新派剧的学习,在东京演出了反抗民族压迫的《黑奴吁天录》,受到大众的欢迎,据欧阳予倩回忆“《黑奴吁天录》有完整的剧本,对话都是固定的”, “戏分五幕,每一幕之间没有幕外戏,整个戏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由此可见,春柳社的演出基本上合乎话剧的艺术形式,即是以十分生活化的对话和舞台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 　　当时的剧作,不同于旧剧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有别于假托前朝史实借古讽今的“改良京戏”,而是直接反映了当代生活的现实斗争。纵观这一时期的剧目,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改编的外国剧目,如《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大都表现反对专制,争取自由,追求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主题。另一类,则是创作的本国剧目,如写官场劣迹的《官场丑史》,这种初露端倪的“社会问题剧”,为以后的剧本创作开启了道路,奠定了方向和基础。 　　成熟期。1910年底任天知在上海发起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体进化团,将新剧运动推向高潮,1912年初,上海新剧团体由上年的近十个猛增到三十多个,此时的新剧被社会舆论冠以“文明新戏”的称号。 　　话剧的逐渐定型,观众的增多促使人们对话剧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进化团以演剧来传播革命思想的做法在短时期内引起了观众共鸣,而轰动之后观众对这种单一化,说教化的方式缺乏兴趣了,进化团过多的非戏剧因素,例如长篇演讲就引起了观众的欣赏疲乏。 　　这时期的剧作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感与政治鼓动性。这些文明戏的编导者大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怀抱革旧图新的理想,但自身有阶级局限性,以及与大众脱离,使得他们的剧本好中有坏。他们的剧作中,有救国救民的激情,但鼓吹革命,失之肤浅,带有空想成分,像王钟声改编的《新茶花》,另外,剧作中虽暴露社会黑暗,但是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缺少充分认识,这与他们出身封建家庭并受西方教育有一定关系,例如《恨海》。总的来说,这期的文明戏剧目,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积极的思想内容,是属于现实主义的戏剧文学。 　　 　　二、繁荣期 　　 　　1913年上海新剧界的“甲寅中兴”是极具轰动效应的艺术文化现象,演出频繁盛极一时,出现了诸如“宫廷戏”,“滑稽戏”等多门类的剧目。这时期话剧思想性的确不够,但是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它获取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观众,塑造出了一批贴近生活的人物形象,戏剧内容与人们感情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是对观众心理的充分尊重,说明话剧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以演员与观众为中心的多方面展示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而非单一地作为政治工具而存在。 　　剧作在这一时期的创作有正反两方面的表现。它一方面多角度思考现实生活,注重刻画人情世态,反映家庭革命问题,妇女解放问题,控诉封建制度残害人性,并用了机智活泼的语言表达,但为了迎合某些低级趣味,《恶家庭》,《火烷衫》等剧过多地将罪恶行径和淫秽情节进行自然主义描写,影响了整个剧作的审美,有向封建文化靠拢的倾向。 　　 　　三、转折期 　　 　　作为一个新兴的戏剧形式,文明戏本身是不够完善,在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它吸取了更多的养分与精华,顺利地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生成了全新的剧本创作的正式排演的新式话剧。而这一过程,就是在1914年至1919年。 　　1914年11月,南开新剧团在张伯苓的支持下正式成立,剧团有明确的宗旨:为教育而演出。在编演新剧的同时还进行话剧理论建设,1916年周恩来写的《吾校新剧观》奠定了剧团的理论基础,是最早的话剧理论文章之一,1916年,张彭春到剧团担任导演,最早实行导演制度,1918年便导演了由他参与创作的五幕话剧《新村正》,是揭示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较早作品,它把反帝反封建主题结合起来,在我国话剧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这种与人民和生活保持密切联系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以及思想的深刻性直接引导了“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