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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怀疑才有创新 　　摘 要: 进化论思想的产生与引入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被不同阶层的人进行加工,成为拯救中国的一个思想武器。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对这一思想,无论在科学层面还是社会发展上均坚信不疑,可谓是产生了误读。本文作者就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发展、特点进行反思,并阐述了个人观点。 　　关键词: 历史课堂 进化论思想 思想解放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创立了生物进化论,从产生之日起无论是科学界还是社会、政治领域,对此理论均产生激烈的争论。进入21世纪后,即使在今天的英国此理论也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这一生物学科的理论在产生之后被人们不断地演化,发展出社会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它虽曾被某些别有用心之徒用作侵略的思想工具,但还是让近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学会了用联系、发展的观点去考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至19世纪下半叶,进化论开始传入中国。它促使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2007年人教版必修3的高中历史教材《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这一专题对这一思想的有关内容竟只字未提,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文试图对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以及国人对于此理论几乎“崇拜式”的信任态度展开探究。 　　一、《天演论》――加工过的“中国式进化论” 　　1883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在其出版的中文书籍《西学考略》中就将进化论的基本理论要素,诸如环境适应、适者生存等都反映出来,并涉及人类起源与进化问题[1]。但进化论在中国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898年正式出版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此书脱胎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该书简洁生动地阐述了达尔文进化学说的主要原理,广泛涉及了人类思想的全部历史,包括进化论与伦理学两方面内容。严复《天演论》只取其前半,并根据中国社会需求,对原作进行再创造,从而使《天演论》具备了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成为适应当时中国需要的宣扬社会进化论的载体。可以说,严复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贡献,不仅仅在于翻译了西学名著《进化论与伦理学》,更重要的是他结合中国国情对进化论的选择与创新,使之成为中国版的进化论――《天演论》。 　　严复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反对保守思想,警醒国人,呼吁救亡图存,以使中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因此,严复的进化思想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如书中提出:“天演公例,自草木虫鱼,以至人类,所随地可察者。”[2]用宇宙普遍进化的思想批驳守旧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思想,在当时思想界引起了剧烈震动。无怪鲁迅说:“严又陵究竟是‘做’过《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3]“自达尔文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发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归于进化矣。”举国志士“渐倾向于西人学说”。由此可见,进化论在中国诞生在一个特别的时代。之前“中体西用”的思想被中国有识之士所接受,但一场甲午战争惊醒了中国人,“变革维新、救亡图存”成为19世纪末中国社会的最强音,在这样的环境中以宣扬变革为要旨的维新思想应运而生,这与进化论思想可谓是不谋而合,经过严复加工的《天演论》给中国的有识之士带来了极大的启示,由此引发了一股社会变革的社会思潮。 　　二、进化论思想在20世纪初的思想解放历程中的多元一体性 　　“任何一个民族在接受外来新思想时,总是以本民族现有的逻辑结构去整理外来的思想材料,表现出不同文化的交融汇合”,[4]近代中国进化论的产生过程也是如此。中国近代思想家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情况,对生物进化论进行重新概括和再造,但均以追求发展、救亡图存作为主体,试图用社会进化的观点为自己的理论服务,形成自己的社会进化理论。这样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局面。资产阶级改良派竭力宣扬“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之道,把它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把进化论当作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武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民主主义者,也始终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自然界,观察社会,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复古思潮。 　　康有为发挥“三统”、“三世”的旧说,指出人类社会处在变易、更新、进化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这一过程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迹向前演进的,这样的发展道路被康有为用来解释君主―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之政治进化的必然过程。这是一种进化的历史观,但他的进化论更讲究的是一种循序渐进型的发展。任何历史的进步均有其变革的轨道,不能逾越,这就成为其在中国主张君主制而反对革命的重要理论根据,如其在1901年所作的《中庸注》中指出:“进化之理,有一定之轨道,不能超度。既至其时,自当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