氟与健康的环境流行病学研究 - 生态环境学报.doc

氟与健康的环境流行病学研究 王五一，李永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A 文章编号：1008-181X（2002）04-0383-05美国Cornell大学1998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当今世界上70%的疾病和40%的死亡人数与环境因素有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和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过程的加快，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和破坏日益扩大。与此同时，中国因原生环境元素异常所致地方病的危害依然广泛存在，一些疾病因生态退化和环境变化甚至呈现恶化的趋势。氟是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微量生命元素，原生环境中氟过量或不足均会导致机体产生疾病[1]。随着氟异常环境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发现，氟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已成为全球性的环境健康问题。 1 土壤中氟的含量、分布及化学行为 土壤是氟循环的重要介质，土壤中氟含量异常，将通过食物链的作用，引起人畜的氟反应病症。为防止氟含量异常对人体健康和动植物的危害，氟在土壤中的含量、分布及影响因素，氟在土壤中的化学行为等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1.1 氟在土壤中的含量 土壤中的氟很早即被定性地发现，但囿于测定方法的问题，早期关于氟含量的报道极为少见，直到1930s发现了氟的比色测定法以后才开始系统的研究。氟属于分散元素，在土壤中有广泛的分布。受母质、成土过程以及生物因素和人类活动等作用的影响，不同地域的不同土类含氟量不同。就世界范围而言，土壤总氟含量的波动范围很宽，从低于检测限到数万μg/g不等[2]。目前有报道的土壤最高氟含量为184000 μg/g，出现在英国一氟矿附近的土壤中。陈国阶等建议以200 μg/g作为土壤总氟的平均含量[3]。我国土壤氟含量略高于世界其它地区，g/g，变幅为191~1012 μg/g[4]。 1.2 氟在土壤中的分布 受岩石、地形、生物、气候等成土因素的影响，不同土类的氟含量差异显著。我国各土类中氟背景值的分异总趋势是，东部以黄棕壤为最高，由此向南向北递减，在温带由东向西逐渐减少[2]。同一类型的土壤，由于母质不同，氟的含量也有很大的差异，如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砖红壤和红壤平均氟含量为755 μg/g和677 μg/g，千枚岩发育的红壤和石灰岩发育的砖红壤氟含量则分别只有532 μg/g和257 μg/g[5]。氟在自然土壤中的含量有由表层向心土层逐渐集中的趋势，但在氟污染区，表层土壤氟含量则明显高于心土层[5~8]。 1.3 氟在土壤中的形态及其有效性 众多学者注意到土壤氟含量的变幅极大。Deesbach较早将土壤中的氟区分为可溶和不可溶两个组分，实际是把土壤氟区分为氟磷灰石态和粘粒束缚态；Larsen等根据研究需要将土壤氟区分为总氟、水溶态氟和树脂交换态氟，并认为用18F同位素交换下来的氟与树脂交换态氟数量非常接近。这种土壤氟划分法普遍被美国同行接受和认可，如Gilpin等在研究Pennsylvania土壤氟问题时也是沿用该方法[9]。国内学者大多将土壤中的氟简单区分为总氟和水溶性氟[11~12]。事实上，土壤中氟的存在形态极为复杂，氟在各个环境介质中所具有的形态土壤中皆具备。最近何振立等参照其他非金属元素形态区分法将土壤的氟划分为可溶态、可交换态、Fe/Mn氧化物态、有机束缚态和残渣态等五个部分[8]，但该分类体系目前尚未被同行普遍接受。 土壤中的可溶态氟对动植物和微生物的高度有效性已被各国学者所普遍接受[9, 13]，然而也正是它的提取条件(主要包括浸提剂的种类、土液比及浸提时间等)引起了最为广泛的争议。目前，土壤可溶性氟从概念上主要区分为水溶性氟、盐交换态氟和酸溶性氟3种。Polomski等将可溶性氟定义为1∶5的去离子水振荡15 h所提取的氟[14]；Gilpin等按土液比1:3加入0.01 mol/L CaCl2振荡16 h提取土壤中的氟，并将这部分氟定义为可溶性氟[9]；Adriano等也用0.01 mol/L CaCl2振荡16 h浸提土壤可溶性氟，但他们采用的土液比为1∶5.4[15]；Eyde则将土壤可溶性氟定义为土液比1∶50的1 mol/LHCl振荡15 min提取的土壤氟[16]。国内，李日邦等对可溶性氟的提取采用1∶5的去离子水浸提15 min[12]；焦有基本采用了Polomski和李日邦等的浸提法，但对浸提时间提出了异议，认为浸提30 min较为合理。直到现今，关于水溶态氟的定义和提取程序尚无统一的标准，这将弱化土壤水溶态氟的可比性，并势必束缚它的推广和应用，因为土壤可溶态氟的数量受制于提取剂的种类、土液比和浸提时间。除此以外，浸提剂的浓度、浸提温度甚至土壤粒径等因素均可影响土壤可溶态氟的含量。 1.4 氟在土壤中的化学行为 同其它元素一样，土壤固相和液相中的氟通过沉淀-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