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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产业集群演化的动力机制 　　产生传媒产业集群的驱动力 　　（一）市场、政府和偶然事件――集群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市场机制不够完善、传媒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要建立传媒产业集群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发展传媒产业集群。因此，明确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及驱动力，对于中国各级政府分析本地现状，有针对性地制定传媒产业发展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集群的生成机制，学者们从规模经济、技术扩散、交易成本、比较优势等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产业集群往往萌芽于区域比较优势、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产业传统之中。此外，机遇在产业集群的萌芽中起着重要作用。克鲁格曼提出产业集群发源于偶然的历史事件，强调了历史偶然事件及规模收益递增在产业集聚中的重要作用。克鲁格曼认为集群空间结构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完全是由市场自发决定。当区域专业化在历史偶然因素的作用下发生并建立起来后，就会在外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持续下去。他还引入了“路径依赖”思路来分析集群的演进。① 　　与克鲁格曼不同的是，卡尔多、库普曼斯、斯科特等认为产业集群的产生主要由地区要素特点、技术及其扩散性质、地区消费偏好和市场变化以及地区文化引致和决定。波特的观点综合两方意见，他认为产业集群的产生过程必须有市场竞争的参与，同时又强调地区禀赋的作用和政府战略的影响。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关键在于其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偶然因素又有确定因素，既有市场因素又有非市场因素。② 　　（二）政府主导――中国传媒产业集群/集聚形成的特殊性 　　在当前中国传媒产业环境下，传媒产业集群的生成主要由政府主导。一般来说，政府部门主要通过对环境（包括政策环境等）的供给而形成对集群创新发展的直接或间接的压力或引力，从而创造出集群发展的新动力。 　　1.“政府主导”的原因 　　政府在中国传媒产业集群生成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由中国传媒产业的特殊性以及集群演进的路径依赖性所决定。 　　首先，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传媒业一直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特征，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媒系统从诞生起就是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存在的，毛泽东称之为拿笔的“文化军队”。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传媒业始终把自己定位于党和政府实现其政治理想、历史使命和当前任务的舆论工具，强调其思想宣传和舆论导向功能。③虽然现在传媒业的产业属性愈发受到重视，但传媒产业普遍被认为属于文化产业，具有公共物品的部分属性。 　　其次，政府主导同时也是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演进的路径依赖特征。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计划经济的母体上发展起来的，政府具有干预和控制经济的历史传统，习惯于“计划”且更愿意“宏观调控”。此外，市场的不完善、民营企业的弱小、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的需要以及发达国家成功的产业集群的示范效应，都使得产业集群成了各级各地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与“灵丹妙药”。④ 　　2.“政府主导”所导致的问题 　　虽然从现实来看，政府在传媒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理所当然”地担当起主导角色，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由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一样，存在失灵问题，因此，政府主导下的中国传媒产业集群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 总体来看，存在争热点项目、重复投资、布点分散、缺乏总体规划等现象。产业集群仿佛成为医治百病的“万能药”，不管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似乎只要发展了集群就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竞争力，提高获利能力，并在集群所在地创造工作机会。再加上各级各地政府都不愿意在文化产业发展浪潮中被落下，于是各种“园区”、“基地”、“影视城”、“传媒大道”等都蜂拥而上，地方政府还纷纷提出要建“东方好莱坞”、“中国麦迪逊大道”。有些园区在虚张声势之后闲置大量土地、甚至逐步人去楼空，结果导致大量资源被浪费、资产沉积及恶性竞争，反而阻碍了传媒产业的发展。 　　第二，产业集群的生成与演进有其自身规律，政府主导可能导致集群发展动力的缺位。国外成功的传媒产业集群如美国的“好莱坞”、英国的“舰队街”等都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区域分工和市场竞争的结果。产业集群生成演化的动力本应来源于外部经济和网络创新，单纯由政府主导规划的产业集群可能会沦为追求减税、便利的基础设施等政策优惠而形成的集聚。当政府的规划违背了市场规律时，主观推动力度越大对社会的误导和资源的浪费也越大。 　　第三，集群效应不明显，创新能力不足。政府主导下的中国传媒产业集群是在市场制度与企业制度缺失的条件下开始生成与演进的。因为发展时间短，无法形成内在化的非正式制度，不利于传媒单位以及集群整体创新能力的培育与发挥，而创新能力对传媒产业来说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政府干预多，集群企业的理性选择就是与政府间的“设租、寻租”博弈，而不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