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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纪录片创作的几条“歪理” 　　编者按:中国电视纪录片人在赋予纪录片追求完美、倾诉理想等崇高含义的同时把纪录片捧上了“神坛”,也为纪录片的创作套上理念的枷锁,从而使得纪录片远离世俗、曲高和寡。其实,纪录片不论如何崇高如何意涵深远,总还要通过电视屏幕进入百姓家庭。放低身段、回归凡尘才是正途,否则“真理”就变成了“歪理”,“歪理”也会成为“真理”。 　　 　　记录――也是思想者 　　 　　我们都承认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5天完成的纪录片,一定不如50天完成的纪录片好看;50天完成的纪录片,一定不如150天完成的纪录片更有深度和内涵……这是什么原因?以前我们总是归功于记录的时间长,拍摄的画面多,所以内容就“厚实”,节目的质量就高。今天当我们看到许多不是用记录方式拍摄的纪录片也获得国际大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记录是有思想的,记录也是有思考过程的。也就是说思考5天的拍摄和思考50天的拍摄是不同的,这不仅仅因为拍摄时间的长短,更有思考时间长短的区别。 　　为什么有的纪录片要拍3年或者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就是因为作者始终处于一种思考的状态,即是否完成了思想的表达,是否突出了某一种观点,是否有足够的影像支撑等等。笔者曾经花费4年和5年时间拍摄《蜘蛛人》《伴》《俄亚纳西人》等,拍摄了几年就思考了几年。某种意义上说,好的作品不完全是拍摄下来的,而是不断思考,不断改进,不断创新出来的。而这种创新,恰恰就是纪录片编导对于某一主题应当持有的并且与别人不同的观点,也正是这些观点的不同,才使你的纪录片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我们赞同记录者是思想者。记录是一种思考方式,并不是反对“原生态记录”和“真实记录”,而是要正确地看待记录到的影像素材。笔者认为,前期拍摄到的画面素材,不仅仅是创作一部纪录片的影像素材,更是提炼观点、思想和主题的素材。任何一部作品的产生都要经过思考――拍摄――再思考――再拍摄;思考――剪辑(创作)――再思考――再剪辑(创作)这样一个过程。所谓原生态记录的节目是没有的,因为每个编导在开机的时候,在后期剪辑的时候都是有选择的。所以我们在创作纪录片时要多一些思考,多寻找一些创作中的差异性。 　　 　　应允许纪录片的模糊表达 　　 　　由于要更换高清摄像机,笔者近日一直在整理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拍摄的纪录片,结果发现不少当时在节目中的预测和结论与今天的现实相距甚远。 　　几十年来,影视界纪实类作品创作的老师总是在灌输一种理念,即创作纪录片一定要“鲜明地表达一种思想,一个主题,一个结果”。其实,任何定论都是相对的,任何一种思想、一个主题、一个结果的表达都有局限性。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不断变化的,不断变化的事物(客观),要求我们不要把眼前的一切都看作不变的、唯一的。因此,纪录片的创作当然也要遵循这个规律,不能总是要求下属创作一个思想、一个主题、一个结果的作品。我们不是“先知先觉”者,世上许多事情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我们也很难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不要总是试图给社会(别人)一个绝对的、完美的结论。 　　从纪录片的个性化创作和主观创作上看,一个思想、一个主题、一个结果的创作意识也是不妥的。我们都知道,纪录片的创作就是“追求差异化”。故事相同,观点不同,创作出来的作品的主题、观点、结果也会不同。况且没有哪个人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中,准确地预测人物、事件的终极发展变化。 　　从国际交流的角度来看,一个思想、一个主题、一个结果的作品也是不利于在国际市场上交流的。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民风民俗也不同,中国的纪录片要想走出国门,让外国人也能够接受,就要创作多元的主题,或者叫开放式的结尾,甚至将意识形态寓于故事形态之中,有目的地“模糊表达”。否则一些西方国家仅仅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政治语境”的不同,就会将中国的纪录片拒之门外。 　　笔者建议纪录片创作的“模糊表达”,不是不要思想、主题和结果,而是要提醒业界的朋友,当我们过多地创作“宣传品”的时候,当我们已经习惯了“表达鲜明主题”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种创作方法,换一种表述理念来指导我们的纪录片创作。 　　 　　用动画创作纪录片 　　 　　北京时间2009年1月12日,第66届金球奖颁奖典礼在好莱坞希尔顿酒店举行,以色列导演阿里?福尔曼的动画纪录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获最佳外语片奖。{1}该片作为电影纪录片史上第一次将纪录片和动画片联姻的实验,影片不仅在形式上创新,而且在具体拍摄表现手法上,三维二维交织,在美术音乐设计上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和巴什尔跳华尔兹》表现的是1982年6月以色列武装入侵黎巴嫩,占领黎巴嫩三分之一的国土,重兵围困贝鲁特后,所发生的一千多名巴勒斯坦难民遭到以色列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