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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学院大学生体态语言与自我心理地位关系 　　摘 要： 本研究选取南京脑科医院和江苏科技大学的部分医生、学生为被试，在沟通分析理论假设基础上，探讨了心理地位与肢体语言的关系，得出结论：学历和出生排行在心理地位上具有显著差异、心理地位对肢体语言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 体态语言 自我心理地位 肢体语言 　　 　　1.研究目的 　　1.1国内外对体态语言研究简况 　　国外对于体态语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曾经研究过行为的表达方式。而正式的研究却是从科学家达尔文1872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开始的。这引发人们对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的研究，自那时以来，达尔文的许多观察被现代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所证实。艾伯特?梅拉比安发现，一个信息产生的影响，只有7%是语言的，38%是嗓音的（包括语调的抑扬顿挫和其他声音），55%是非语言的。1973年，美国著名的行为学家朱利叶斯?法斯特编著的《体态语言》发表以后，公众开始真正意识到体态语言这一现象的存在，这一著作总结了到那时为止的行为科学家关于非语言沟通的研究成果。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有一些专著出版。例如耿二岭的《体态语概论》（1988），对体态语的起源、体态语与语言的关系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随后，庄继禹的《动作语言学》（1988）、周国光的《体态语》（1997）等也对体态语言进行了介绍。大多数研究人员都一致认为，语言的渠道主要是用来传达信息，而非语言的渠道主要是用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态度，在某些情况下，代替语言的信息。 　　1.2自我心理地位对沟通效果的影响 　　沟通分析理论认为心理地位是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认定的基本理念（Berne，1961）。根据这些信念将个体关于自己和他人的看法简单分为四种：我好你也好（I+U+）、我不好你好（I-U+）、我好你不好（I+U-）、我不好你不好（I-U-）。这些看法代表一个人从什么立场来感知自己和他人的基本价值，也是孩子生命最早期对于自己和他人的信念与决定。 　　KaPlan认为，I+U+者具有清晰的自我感，可以自由选择促进个人成长的信息，同时人际交往界限清晰，具有健康的交往形态；I-U+者的自我感和人际交往界限比较混乱，总是迷失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会表现出对他人的依赖，个性化水平相对更低；I+U-的自我感和人际交往界限都是严格的，将他人和外界排出而努力维护自己的信念，会表现出对他人的疏离；I-U-者的自我感混乱，人际交往界限比较严格，在人际关系中既想通过他人来建立自我感，又会拒绝接纳他人。 　　综上，沟通中，除非常重要的语言渠道外，便是非语言渠道“体态语言”――通过一定的手势、姿势、动作甚至眼神等各种身体态势不断发出信息，并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同样，不同个体的体态语言会有不同的表现。对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1）性别、年龄、文化、职业等变量对体态语言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2）不同自我心理地位个体在体态语言上呈现显著差异。 　　（3）心理地位对体态语言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2.研究方法 　　2.1被试 　　本次研究在南京脑科医院及江苏科技大学随机抽取36人（医生、学生）作为研究被试。全体被试性别不限。完全自愿入组配合研究，其中男19人，女17人。所有入组人员填写研究问卷，项目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不同情景中常出现的体态语言，共8条；第二部分为自我心理地位的判断，共14条。 　　2.2研究工具 　　2.2.1心理地位量表 　　该量表包含20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从1代表的“从未如此”到5代表“总是如此”，评定了个体的自我感受强度。BLPS问卷包含自我概念和他人概念两个因子，每个因子都具有对立的因素负荷量，分别代表了“好”与“不好”。本量表借用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赵立芳所修订量表，剔除3、5、14、17、18、20六项条目后，模型拟合指标均达到统计学标准。 　　2.2.2体态语言 　　该问卷为自编问卷。我根据哈里斯（美）《我好―你好》，以及皮斯（澳）《身体语言：从他人的身体姿势了解其内心世界》等著作编制，听取了几位从事心理学、教育学教学与研究的专家的意见，寻找30名大学生进行了测试。根据修正指数，删除了问卷中的不合适项目，并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形成正式问卷。问卷共包括四个类别，即自信的体态语（抬头）、自大或批判的体态语（骑跨在椅子上等）、顺从或紧张的体态语（紧紧抓住胳膊等）、消极的体态语（手掌紧拽，伸出一个手指）。 　　正式问卷的内容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关于心理地位的几个基本问答，包含了“我好你好”、“我好你不好”、“我不好你好”、“我不好你不好”四种心理地位；第二部分为生活中常见的几种肢体语言，包括站势、坐姿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