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穆旦诗歌“梦想”母题和其精神路向.docVIP

论穆旦诗歌“梦想”母题和其精神路向 　　摘 要: 本文通过对穆旦40年代前半期作品中“梦想”母题的梳理,考察诗人在特殊年代的复杂精神路向。穆旦诗歌中对“梦想”的追求,历经了“异方的梦”、“人民”、“上帝”三个阶段,结合诗人生平史料和诗歌文本的细读,得出这三种梦想分别暗示了穆旦对待现实的三种不同情感态度,即对现实抱有幻想、对现实有所承担和直面苦难的现实。这三种态度之间也并不是毫无关联的,它们暗含了诗人梦想本身不断遭到现实怀疑、舍弃,自我不断分裂,并被新的梦想代替,直到诗人敢于直面现实人生的过程。通过“梦想”的不断消解,体现穆旦对现实重建的精神历程。 　　关键词: 穆旦 梦想 现实 重建 　　 　　穆旦的诗歌给人的感觉大都是压抑、深邃、晦涩,诗人喜欢使用“荒原”、“野兽”、“寂寞”、“死亡”等词,穆旦的诗歌充满着焦灼、内心矛盾的张力,但我们还是能从他的诗歌中找到荒原、绝望背后的希望母题。母题,在西方文论的解释中,鲍特金说“有一些异彩具有一个特殊形式或模式,这个形式或模式在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变化中一直保存下来;并且,这个形式或模式是与被这个题材所感动的人的心灵中那些感情倾向的某一模式或搭配相应的,我们可以断定诗歌中这样的一些题材的一致性”(《悲剧诗歌中的原型模式》见《神话一原型批评》)。梦想即是本文讨论的母题,本文的梦想,限定指漂泊的心灵,在漫长的人生路途中随时可以止泊、休憩的地方。简而言之,是心灵获得安慰的地方。本文以1940―1945年穆旦的诗歌文本为对象,梳理、归纳诗人内心“梦想”的流变过程,借以探索诗人在这一时期的精神路向。 　　一 　　1940年到1945年这段时间,穆旦对现实的生存状态充满愤恨。这种激愤虽然充斥着40年代前期的穆旦的诗歌,但是我们细心寻找,还是可以在他的暴躁的主音外,寻觅到诗人内心深处安放的小小的梦想。梦想虽然是微音,但终归是诗人的心迹使然,我们尝试通过对诗人内心世界梦想的梳理,探索诗人在这段动荡年代的精神路向。 　　40年代初期,刚走出校园的穆旦内心保留着一份“异方的梦”。这可能和诗人早期所受浪漫主义影响有关,或是年轻的诗人对于未来满怀着憧憬。但现实太让人疲乏,周遭是“污秽”、“脏水洼”和“死耗子”,每天的生活是围绕日用品打转,“生活是疲惫的”,但是诗人还是坚定的说出了“我必须追求”。在污浊的现实面前诗人喊出了不与之同流合污的强音,诗人想去的地方,“大野里永远散发着日炙的气息,使季节滋长,那时候我得以自由,我要在蔚蓝的天空下酣睡”。诗人“异方的梦”有时还指向“美丽的真理”,或者包容万象的“大海”(“表现了一切而又归于无有”,(见《海恋》)。归纳起来,这些让诗人内心栖息的“异方的梦”,可以帮助诗人暂时躲避现实的苦闷,在诗人疲惫的时候,完成从现实的出逃。 　　然而个人的美好梦想太容易被残酷的现实轻易击碎,灵魂的疲倦终于席卷来了,“呵,我觉得自己在两条鞭子的夹击中,我将承受哪个?阴暗的生的命题……”(《蛇的诱惑》),穆旦由一个理想主义者蜕变为一个悲观主义者。这时候穆旦开始把目光从理想的乌托邦之乡转向生活在古老的华夏土地上的广大劳动人民,“人民”(有时候是“母亲”)成了穆旦投注自己梦想的对象。穆旦笔下的人民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他们一代代默默在祖先耕种的土地上劳作,他们是坚忍的化身,“谁家的儿郎吓哭了,哇――呜――呜――从屋顶传过屋顶,他就要长大了渐渐和我们一样地躺下,一样的打鼾”[1]。人民的生活是在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他们贫穷而无知的繁衍着生存着,“抗拒着荒凉,丛聚着”(见《小镇一日》)。同时,人民的身上却有着书写历史的强大本能,他们默默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见《赞美》),穆旦坚信,我们的民族因为这样朴实的人民而再次充满希望,“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穆旦同样感激着“我们地母亲”,她带给我们的祥和的温暖,因为她,“从田野到田野,从屋顶到屋顶,一个绿色的秩序,我们底母亲,带来自然底合音”(见《春底降临》)。历史证明,人民最终取得了胜利,一面象征胜利的旗帜“我们爱慕你,如今属于人民”(见《旗》)。“人民”承担了穆旦在这个忧思多难时代的理想抱负。 　　穆旦从缅甸战场的鬼门关归来,身心剧变,具体情形可参考易彬的《从“野人山”到“森林之魅”―穆旦精神历程(1942―1945)考察》[2]。由于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极度失望,穆旦放逐自己的梦想在上帝的怀抱里。尤其在1942年8月之后,穆旦摈弃了之前的轻浮的梦想,他感到之前自己是“幻想底乘客”(见《幻想底乘客》)。穆旦的诗友王佐良曾谈到:“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3]穆旦诗歌中的上帝,虽然都是自我投射的对象,但却有明显的前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