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宋豪放词及婉约词阴阳关系.docVIP

论两宋豪放词及婉约词阴阳关系摘 要：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关系广泛的包括了天地万物间的对立、转化、交感等多种关系，这种关系在豪放词与婉约词之间也存在。豪放词与婉约词在其各自的发展和演变中都遵循着阴阳关系间的规律，这一规律也促进了豪放词和婉约词的矛盾对立、转化与相互作用、交感与综合的关系 关键词：豪放词 婉约词 阴阳关系辩 《易经》云：“夫仪者匹也，偶也。两仪者，两个匹配也。盖宇宙万象，虽复杂万端，然大别之，可分为二，二即两仪也。就其大者而言，则谓之天地，就人而言，则谓之男女……无数之形象也，凡两两相生相反者皆两仪也。就其抽象之观念而言，则以阴、阳二字来范畴，来含括。”[1]那么豪放与婉约这个相生相反的概念也自然在两仪的范畴内。现代易学家朱伯?在其著作《易学哲学史》中说：“《易传》中有两套语言：一是关于占筮的语言，一是哲学语言。”[2]在此我取用的是阴阳关系学说中的哲学语言 最早提出豪放词与婉约词的概念的是明代张?在《诗馀图谱“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3]豪放词与婉约词在两宋争奇斗艳久而不衰，互相影响而不至于一头独大，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这两种词体发展的道路 一、豪放词与婉约词之间存在着矛盾对立的关系 《周易“一阴一阳谓之道。”[1]“一阴一阳也就意味着宇宙间普遍存在着矛盾对立”[4]。豪放词与婉约词也不例外。在风格上，宋人胡寅在《题酒边词》中说：“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5]这是少有的拿苏词与柳词和花间词作比较的论述，虽然有些地方未必妥帖，但也有值得采用的观点。宋词的发展几经变化，《四库全书总目》有云：（词）“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6]。柳永变雅为俗、大量创作慢词、以口语入词，为词的创作注入新的题材使婉约词成为宋代词坛上的主流。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可知柳词流传很广。而如诗家韩愈的苏轼的出现打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苏轼对此的变革提出词“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壮观也。”[7]而另一变革即是“以诗为词”刘熙载《艺概》卷四：“东坡词颇似老杜，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8]这一变革打破音乐的束缚，使得其词表现出充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使其词体现出奔流豪放、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这种风格和婉约词的表现风格完全对立 就作品而言，婉约派的先驱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表达的词旨是念远伤别。作者情出于心，情出于事，字字出情，凄切伤感直催人泪下。其中，“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更成为千古传唱的离别佳句。念远伤别将词为“艳科”的婉约词内在特质体现得十分清楚。“千古风情，更与何人说”明了易懂的离别忧思之外没有其他的情愫，抒情中含有叙事性和隐约的情节性。再读苏轼《江城子》（老夫聊发）给人的感觉如入冰火两重世界。词的上阕写太守出猎时的威武雄壮、风驰电掣的盛况，下阕写猎罢时庆祝酒宴，借以抒发自己矢志平息外患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全词粗犷豪迈，“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些词句，在婉约词中鲜能见到，以上两阙词可视为是婉约词与豪放词的典型代表，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从词的阐释中看的十分清晰。苏轼幕僚曾这样准确评价：“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岁女孩，执红牙拍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3]婉约词多是抒闺思别情，而豪放词多是抒豪情壮志。这使豪放词与婉约词在创作风格上，表达内容上相互排斥矛盾对立 再对比另外两位大家：辛弃疾和秦观。作为南宋豪放词代表辛弃疾，《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八回《稼轩词》云：“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之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9]其豪放词代表作《永遇乐》（千古江山）是作者的怀旧作品，时江山面目全非，作者登北固亭有感而作。“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何等气势，塑造了一个风姿飒爽跃马扬鞭的英雄形象：“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以战国廉颇自喻，倾吐报国无门的悲愤。整阙词抑郁悲愤，激昂排宕而又磊磊落落，讲古论今，感情也随之深沉豪迈，是千古传唱的豪放名作。王国维《人间词话》云：“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10]再品秦观。沈雄《古今诗话“子野辞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辞。辞情相称者，少游一人而已。”[7]《踏莎行》（雾失楼台）中“桃源望断无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