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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班史学思想之异 　　摘 要：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这两部历史巨著，前者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冲破儒学思想的束缚，抨击暴君酷吏的丑恶；后者则力求“纵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治安良策，巩固维护专制统治。虽然二书均为纪传体，且《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但就它们的史学思想而言，马班之异是十分明显的。从现代的角度而言，我们不得不说，班固的思想水平比不上那位先他一百多年的前辈。 　　关键词： 司马迁《史记》 班固《汉书》 马班史学思想 　　 　　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秉笔直书，力图为读者展现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并试图从历史的演变中探寻总结社会的规律，具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倾向；而东汉时期出身于外戚贵族的班固则坚决反对《史记》的异端思想，坚持“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的正宗之学”［1］，谱写包举西汉一朝事端的首部断代史――《汉书》。马班史学思想之异，便是正统思想和异端思想的对立。 　　一、人民性和正统性 　　虽然同为汉朝史官，皆有弘扬汉朝威仪的任务，但是司马迁著述《史记》的宗旨与班固的《汉书》却截然不同，含有浓厚的人民性，与坚持正统的《汉书》是相对立的。由于存在史学思想观念的对立，班氏父子对司马迁《史记》的看法也是矛盾的；班彪一方面称赞《史记》“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另一方面却批判司马迁“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值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2］ 　　首先，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人民性表现在他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为游侠和刺客立传，这些起义失败或者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群体，在正统史学家眼中是不配被编入此种地位的，但是司马迁却敢于改革传统观念，并高度评价这些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对于西楚霸王项羽，他称道：“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3］对于农民起义者陈涉，他称道：“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4］对于游侠，他称道：“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隼А＜纫汛嫱鏊郎?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5］在作者看来，在一定社会时势下，项羽和陈涉的个人行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并颂扬了游侠舍己助人之精神。而班固在《汉书》的编著中，则把项羽和陈涉降级编入列传，将《史记》中的游侠转换为封建统治的上层阶级，以显示其正统性。 　　其次，司马迁重视底层人民群众在历史朝代更替和历史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对比楚汉成败原因和《货殖列传》中对劳动人民活动意义的肯定，都较为完整地体现出这一观点。正如徐兴海先生在《司马迁历史观讨论综述》一文中所说的，《史记》是以人为历史的主体。在《项羽本纪》当中，司马迁写到西楚霸王采取屠城坑杀民众的残暴政策，因而遭到失败，说道：“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6］汉高祖刘邦则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广施仁义，赢得民心，最终转弱为强，击败霸王，建立四百年的大汉王朝。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在政权胜负中确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有这么一段话用以描述农工商虞的重要性，写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7］他认为假如缺少了这些劳动阶级的活动，则社会的运转和国家的生活无法继续进行，因此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是占据重要地位的。反观《汉书?货殖列传》，里面所宣扬的思想则完全相反，著史者认为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都是由天命安排的，不可能僭越阶级区别，奉劝人民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宣扬正统学说思想，完全忽视底层群众的自主性和重要性。 　　最后，当论及马班著史所用字句的通俗程度。相比较而言，司马迁所著《史记》语言通俗易懂，少用难解字句，适宜广大群众阅读；班固的《汉书》则喜欢以古文字来阐述记事，使文章深奥难懂，只可通览于文人雅客当中。司马迁兼顾广大人民群众，保证了《史记》的雅俗共赏，相对《汉书》更具人民性。 　　二、无神论与有神论 　　《汉书》从头到尾均贯穿着五德始终说的封建迷信观点，认为世间事物都是有神灵主宰的。班固继承了刘向、刘歆父子的五行相生说，在描述汉朝成为统治政权时，就说道：“汉承尧运。”大汉属于火德，因而替代周朝，最终得天统，淡化底层群众的决定性作用；还杜撰出当年汉高祖刘邦斩白蛇取符起义的传说，夸大汉朝政权的天命论性质。与之相反，司马迁认为汉朝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政权，是因为汉高祖实施符合人心的政策，“承弊易变”，最终得天统。对此，宋倪思在《班马异同评》评语云：“班氏述刘氏承尧，愈疏，以下取周书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