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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耆的心理活动及其艺术创作 　　沙耆是现代中国美术史上一个非常奇特的艺术现象，他那卓越的绘画风格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对于每一个研究他的人来说都充满着魅力 近年来，沙耆的作品及文献，有了不少新的发现。笔者就自己掌握的资料，仅就沙耆的心理活动及与他的艺术创作关系，谈一些看法 一 对于像沙耆这样一个具有特殊经历、尤其是患有精神疾病的艺术家来说，分析他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图像中的心理意义，需要做许多细心工作。对他早年的风格，不论是出国前或在比利时时期的风格，我们都知之甚少。从1983年和1998年两次座谈会及相关的论文中，不难发现，大家对沙耆早年风格的描述和分析，基本局限于两次展览所提供的有限作品。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1945年在LA PETITE GALERE的《沙耆画展》封面上那幅充满佛教绘画情调的自喻式肖像《天目山人》，再认真地读一下那篇序言，我们或许就会为那种沙耆在晚年才致力于东方精神表现的观点而感到不安： 人们了解沙耆主要是从他的描写远东的绘画，从他的民间故事作品，他的宗教传说作品和他的通俗剧场景，在其作品中，这位绘画高手采用的手法构图确切，色彩文雅，不拘一格，而且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和谐 最近发现的一幅沙耆在比利时所作的油画作品的照片及在LA PETITE GALERE举办的另外两次展览的目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沙耆上述艺术风格。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他晚年风格形成的种种因素。我们可以相信，沙耆这种在西方现代绘画的潮流中来重新寻找东方绘画的意义的努力，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件非常自觉和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工作，但是，这种努力却由于疾病和其它各种社会条件的限制被中断，直到40多年后才重新闪烁出它的光辉 沙耆作为一个画家，固然习惯于用绘画的方式来渲泄自己心中的积郁，但通过绘画，我们却只能看到他心灵的一个侧面，尤其是当我们未能将这侧面放在一个整体的语境中去诠释时，还会发生不幸的扭曲。事实上，沙耆的渲泄渠道并非只绘画一途。他是一个喜欢书写的人，他的不少思想和情感都记录在那些废旧的报纸和书籍的夹缝中。通过文字，也许我们能准确地捕捉他所描绘的图像的意义，并按它们的意义来分门别类。这里，我们可摘录几段他于1954年书写在笔记本上的话（沙耆在书写过程中，一般只用句逗法，且常常不断句。以下引文中的标点符号，均系笔者依据自己的理解所加。读者不妨也可根据文意作其它方式的断句）： 人类原来的组织为家庭和婚姻，而家庭尤以贞洁为本，一切主义和党派都是后来才有的，而归根家庭的组织曾经是一切主义和党派的自然组织形态，换一句话说，人类生殖不存在，什么组织都不存在 上述内容，在后来40多年时间里，他不断地书写，可以说，这是他最典型心理活动，他的生活一直被这些问题所困扰。在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如下几个重要心理情节：一、婚姻；二、财产；三、官衔（更抽象点说，也就是男人最基本的三种生存需要：女人、金钱、权力）。这三者互相关联，但婚姻是核心。关于他的婚姻问题，社会上有不同的传闻。从我们掌握和核实的情况来看，他和他妻子在结婚初期是和谐幸福的，感情上的裂痕在他出国后才逐渐出现，最近发现的两封他妻子在1937年给沙耆信也可得到证实。导致他们婚变的原因错综复杂，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作确切的说明。不过，沙耆拒绝他妻子去比利时与他团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而且，他妻子从他的一些朋友和同学那里听说到沙耆在比利时有情人；此外，当沙耆在1942， 1943年画卖得不错、经济比较富裕后，也从未给家寄钱，而他的妻子却扶老携幼地在国内过着艰辛的生活。因此，两人感情出现了危机。另一种说法是，由于战争阻碍了他们的音信来往，他妻子在得不到沙耆明确的消息或在得知沙耆患有精神疾病后决定与沙耆分手。这一说法似欠公允，也不符合事实。最近发现的一些沙耆散佚的书信表明，沙耆出国后始终与他的妻子保持着断断续续的通讯。作为一位新型的知识女性，40年代初，他妻子在沙文汉等人的影响下，走上了信仰共产主义的道路，并前往苏区参加革命工作。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影响他妻子信仰马列主义的，也包括沙耆自己。这里，我们不妨读一下他在1935年给他妻子写的一封信： 这儿我介绍了给你几本思想方面的书籍，可以指出我们近世青年的立场。你一定会同意的吧！……中国民族称为次殖民地、殖民地，这是我们应当明了的。欧洲帝国主义对我们民族一向不平等而看不起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努力是要使中国民族在国际上得到国际地位，非革命不可。我同时写信给岳林兄，叫他找几本唯物观和俄国革命史，我不久到宁波来看你，我们面谈吧！ 在沙文汉和沙季同的影响下，沙耆早年也参加过左派的外围活动，并因此而被捕。关于他的被捕及出狱的情况，社会上流传着不同的说法。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沙耆笔记》中他自己的回忆：“在一个六月初天阴的下午，我睡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