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小品文对汪曾祺创作影响.docVIP

论晚明小品文对汪曾祺创作影响摘 要：汪曾祺的小品文是晚明性灵派文学在当代的复归和延伸的成功标志。晚明性灵派重视个体价值，珍爱个体生命，憧憬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这与汪曾祺以个性自由精神为人格内核的现代意识相暗合。晚明小品文贵创求新、尊情融俗的创作观也与汪曾祺对现代小说艺术的思考有许多相通之处 关键词：汪曾祺；晚明；小品文 晚明小品文对汪曾祺创作影响很大。中国现代文学中，尤其京派的散文小说，有不少晚明小品的印记，但影响多体现在文体层面上。而对汪曾祺创作影响更大的是晚明小品文的精神内涵，他认为：“晚明小品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反映了明季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其次才是在文体方面的影响。我们现在说晚明小品，多着重在其文体，其实它的内涵要更深更广得多。”[1] 汪曾祺的小品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一翼――性灵派文学在当代的复归和延伸的成功标志。晚明性灵派重视个体价值，珍爱个体生命，憧憬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这与汪曾祺以个性自由精神为人格内核的现代意识相暗合。晚明小品文贵创求新、尊情融俗的创作观也与汪曾祺对现代小说艺术的思考有许多相通之处 一 晚明小品文的空前繁盛是晚明个性思潮的发展在文学领域的标志。晚明个性思潮包蕴的文化内涵主要有：第一，肯定情欲的合理性；第二，褒扬人的才智和创造力；第三，憧憬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重情欲、尚才智、求自由，集中到一点，就是重视个体价值、珍爱个体生命。晚明个性思潮是一种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文学思潮。晚明小品是结合了多种文学体裁特征而形成的一种新文体，以综合各种文体的方式实现了突破。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对笔记的融合。笔记是晚明小品的主体，大体可以分为四类：随笔、日记、清言、小说，内容驳杂，无所不有。笔记不再担负起经世治国的重任，而是个人的独白和自娱，这历来是笔记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晚明被发挥到了极致。公安派的性灵说是联结阳明心学与小品精神的纽带。小品文正是沐浴俗流、抒发性灵的的产物。王阳明心学的哲学理论、性灵派的文学主张蕴涵了其精神，士林文化、市井文化与老庄、禅悦思想的相互交融，构成了晚明小品的文化品格 汪曾祺给自己的创作下的结论是：“我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2]晚明小品文贵真尚情、重视趣味和写世态的传统在汪曾祺的写作中皆有所体现。晚明小品最为突出的特色不是风格的变化，而是对以明道为中心的正统文学话语的背离，转而专注于个人的独白和自娱。他们强调小品要“真”，于是，在唐宋古文中最僵化的墓志文也写得生动传神起来，一些实用性文体更是风趣盎然。汪曾祺在崇尚真率自然、推重本色方面与晚明文人情趣一致。汪曾祺理论批评文章的表述，显示了其美学系统的最高范畴是“真实”。汪曾祺主张小说写“真实”，但这种“真实”是建立在对中国现代小说真实观念批判的基础上的。现代小说求的“真实”是抽象概括之真，是一种本质的真实，而汪曾祺所追求的“真实”是具体实在的真，是一种表象的真实。汪曾祺认为，小说与生活是直接对应的，小说写的是生活，“生活的样式就是小说的样式”。为到达“真实”，汪曾祺在多方面对当代小说观进行了“冲决”：其一是对“非故事性”的强调。“谈生活”的小说在他的笔下，注意的是抒发一种情绪，记下一种印象，建构一种意境。其二，是“反性格”、“反典型”。与上述非故事性相应，在人物塑造上，他不太喜欢“性格”这个词，认为对性格的过分强调，很容易导致性格的定型化，这是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人物塑造的反拨 晚明尊崇才性和智慧的思潮见诸文学则为贵创和求新。晚明学者文人极重才情、智慧、技艺，袁宏道说：“薄技小器，皆得著名”。不以出身地位取舍人物，而贵才智，这是对人的价值的新认识。晚明是一个崇尚智慧的时代。受晚明文学影响，在汪曾祺笔下出现了一些现当代文学中前所未有的人物形象。他的小说乐于描写一些身怀绝技的传奇人物，他们多是“引车卖浆者流”，或为艺人、或为平民，不一而足，但身上总有与众不同的特异之处。《兽医》中的姚有多针法高妙，给牲口治病有奇招，“六针见效”，妙手回春。《八千岁》宋侉子相马，堪称一绝。在《故里三陈》、《塞下人物记》两篇小说中，作者以短篇连缀的形式，讲了八个故事，记下另一群“异人”。这些人物都有与众不同的奇处。《鸡鸭名家》是汪曾祺40年代描写故乡风情、刻画市井人物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中的余老五炕小鸡出神入化，颇有得道成仙的韵味。小说中的另一个能人是陆长庚，他是“这一带放鸭的第一把手，浑号陆鸭，说他跟鸭子能通话，他自己就是一只成了精的老鸭――瘦瘦小小，神情总是在发怨”。村民倪二在湖中芦苇荡里跑散了三百多只鸭子，急得号啕大哭。请来陆长庚，只见他：“拈起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