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格可译性及其翻译原则.docVIP

论风格可译性及其翻译原则1. 引言 风格通常被看作是一种模糊性很强的行文气质或素质。然而，在现代文学形成注重语言结构分析的主流之后，风格才从语言学结构分析的层面上进行了重新界定。那么，作为原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风格是否具有可译性？我们认为，风格是可译的，译者只有对原文进行结构分析并与非形式标志模糊集合的审美活动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显现原作风格，实现真正的有效翻译 2． 翻译风格的必要性 任何翻译，不管是一般的日常翻译、科技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其本质其实都是把一种语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信息传到另一种语言中去。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有效的翻译？从古至今，众多翻译理论都试图对此做出恰如其分的回答。以国内翻译理论为例，至今仍具深远意义的当推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信”是“意义不倍（背）原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之能事以求原意明显。而对“雅”的论述，后人却有颇多争议，甚至认为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我们认为，“雅”字的思想核心是要体现译文的艺术价值，“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也就是说，如果语言文字枯燥乏味，就不能广为流传。正如许渊冲先生所说，”在翻译中做到信是低标准，做到雅才是高标准”。那么只有在“信”、“达”的基础上体现“雅”才是真正体现了作品风格，而风格无疑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产生风格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可见，只有做到了风格的翻译才是做到了有效的翻译 3. 风格的可译性 3.1风格意义的可知性 尽管风格一词在传统文体学和文艺理论中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其论述通常借助于所谓的“印象性术语”，如“典雅”、“绮丽”等，但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则印象性术语缺乏一定的科学界定。风格意义只有建立在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才有可知性，进而才有可能“可译”。风格的可知主要体现在可为我们认知的风格标记（stylistic markers），而风格标记可分为“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两大类。“形式标记”主要包括音系标记、语域标记、句法标记、词语标记、章法标记、修辞标记；“非形式标记”则包括神韵、风格、气势、情调等内在的非形式因素。因此，风格是可以认识的，而认识风格的手段是掌握风格标记体系，对原作语言进行结构和体势分析。其中，形式标记属于直观基础分析，非形式标记属于非直观的、观念及情态的分析。从形式分析到非形式分析正是一个从基础层次分析到最高层次分析的过程 3.2风格的可译性 风格的可知性是可译性的基础，若不“可知”，则“可译”就无从谈起。那么风格为什么可译？除了上述可知性原则之外，这一观点已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了证实。早在1954年，茅盾就明确指出：“文学作品是用语言创造的艺术……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这样的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领会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文学翻译的主要任务，既然在于把原作的精神、面貌忠实地复制出来，那么这种艺术创造性的翻译就完全是必要的。”而此处艺术创造性的翻译，也就是风格的翻译。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兼文学批评家Matthew Arnold在《评荷马史诗的译本》中同样提出，要创造性地传达原作的风格，虽然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那种以为不把原文风格译出便能把原文内容译出的想法是错误的 而不可译论者常持两个观点：（1）译者有自己的风格，因而不可能忠实地再现作者的风格。（2）文字里有双关、谐音、押韵等特殊结构决不可译。对于第一个观点，我们认为，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是并行不悖的。译品的风格实质上是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相糅合的产物，而作者的风格又必须通过译者的风格来体现。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首先就是读者，他的风格是在不断的解读与实践中形成的，其风格自然与他的个性和解读的方式密切相关。故而译者的风格与作者的风格应是相互融合、互为映衬的平等关系。对于第二个观点，我们将用一些实例来阐明。双关、谐音与用韵，属语言结构中的特殊修辞手段，其主要功能在于表情，因此在翻译中，只要始终抓住原文结构中的艺术意境，尽可能摆脱原文形式的束缚，就能再现原文的风格，如《红楼梦》中湘云发音不清，常将“二哥哥”错说成“爱哥哥”，故David Hawkes在翻译中将“cousin”处理为“ couthin”，可谓是匠心独具，恰当地展现了原文的艺术风格。又如山海关古长城上的两句经典诗句： 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 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金?、奈达两位先生是这样译的： Sea waters tide, day 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