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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教化剧中的妻子形象分析 　　摘要：明初教化剧盛行，教化剧中的妻子形象可以分为贤妻和节妇两类，她们忠实履行着宣传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任务。明初教化剧中的妻子形象既和朱氏王朝的对戏曲的态度有关，也与明初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 　　关键词：教化剧；妻子形象；琵琶记；荆钗记；香囊记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001-02 　　 　　明初，由文人个人创作的长篇传奇在继承宋元南戏的基础上逐渐走向成熟。在洪武至正德年间，以宣扬儒家伦理道德为主旨的教化剧特别盛行。虽然作品的语言风格、审美趣味各有不同，但其宗旨和所达到的效果却殊途同归，即在整个社会传播忠孝节义的儒家思想。明初教化剧，多以家庭的悲欢离合为主线进行铺陈，根据儒家“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剧中男子的社会角色多元性：他们既可以是婚姻家庭体系内的丈夫、儿子、女婿，也可以是婚姻家庭体系外的臣子、乡老等。相比较而言，剧中女子的社会身份则相对单一，她们多以婚姻家庭体系内的角色出现，正如剧中的“旦”，包括贴旦、老旦等（此处不考虑净角所扮演的女性角色），多以“他人妇”，即妻子的形象出现。这些妻子的形象可粗分为两类：一是老妻，二是少妻。但老妻多因早寡而转以母亲这个社会角色为其主要身份。考虑到上面这个因素，本文中将主要以“少妻”这个群体为主要对象进行探讨。少妻主要分为贤妻和节妇，前者的代表是《琵琶记》中的牛小姐，后者的代表则包括了《琵琶记》中的赵五娘、《荆钗记》中的钱玉莲和《香囊记》中的邵贞娘。 　　 一、“色艳、德贞”的贤妻牛小姐 　　明清时期，文人对女性理想人格的基本认识大致可归纳为“色”、“才”、“情”、“德”这四种要素。以此四要素来衡量《琵琶记》中的牛小姐，可以看出作者高明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将重点放在了“色”和“德”这两要素上的。 　　清初吴震声在《西青散记?序之前》中，用“色期艳”三字概括了“色”这个要素，它主要指外表的美丽。孙绍先先生曾说：“女性被财产化之后，她就必然成为男性实现其英雄意愿的对象物。美的女性由于价值的升值而成为更理想的竞争目标。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获胜，是刺激英雄欲望的最佳方式。”在《琵琶记》第三出“牛氏规奴”中，透过牛府老院子的视角，可以看到牛小姐是一个“仪容娇媚，一个没包弹的俊脸，似一片美玉无瑕；体态幽闲，半点难勾引的芳心，如几层清水彻底”的女性，这样的姿容，是可以称得上得上“色艳”的。但 “色艳”并不是女性的唯一，这是因为美貌如果不能落实到“德”这个要素之上，就无法达到世人对女性理想人格的最高要求。清朝的鸳湖烟水散人在其《美人书》中曾写道：“殊不知美人云者，以其有幽闲贞静之德，而不独在乎螓首蛾眉。”[4]（P14）何谓“德贞”？简言之便是“敬顺之道”。 牛小姐在得知赵五娘的存在以后，首先表现出一般女子少见的大度：“好好，你瞒我也由你，只是你爹娘和媳妇嗟怨你”当见到千里寻亲来到面前的赵五娘时，她表现得谦卑有礼、甘居其下。之后她甘愿舍弃优越的生活和父女亲情，选择陪同蔡伯喈回乡守孝三年。所谓“敬顺之道”，不外乎是包容丈夫的多娶，以丈夫的需要为自己的需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家庭和睦。而全剧通过对牛小姐处事的描写，将她对丈夫的敬顺体现到了极致。《琵琶记》以孝子贤妇，一门旌奖收场，此中，牛氏的“德贞”功不可没。 　　牛小姐这个形象既满足了男性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和潜在的英雄欲望，又贴合了儒家女性观中“柔顺、服从”的美德，是当时女性最高价值和道德规范的典范。 　　二、节妇的群像 　　 贞节，是传统社会对女性性道的单方面规范，通常的理解是女性不失身及从一而终，已婚而能守节的女子便是节妇。贞节与否，是传统社会中一个女性能否得到社会尊重的最基本条件。由于戏曲拥有开放式的表现手段，使节妇形象的塑造具有比诗文更为形象和直接的展示空间，因此，节妇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明清传奇中一个庞大的群体类型。而赵五娘、邵贞娘和钱玉莲三个角色，则构成了一幅明初教化剧的节妇群像。 　　三个女性角色被三位作者以同一个“节妇模式”进行塑造，使得三人在境遇上具有了极大的共性。首先，三人新婚不久的丈夫离家的理由是一致的，即男方或是为父母逼迫，或是出于自愿地上京赴试，以求取功名、光宗耀祖。其次，她们与丈夫被迫长期分离的原因也高度相似，即男方在金榜高中后，却因为权臣的阻挠而迟滞了归程。由于以上两点，导致三位女子在无法获得有效信息的情况下，不但不能分享丈夫中状元的荣耀，还要面对种种不可预知的困难和打击，而她们的“节”也恰在各自应对困难和打击的过程中得以充分体现。 　　赵五娘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由于丈夫一去不还、生死未卜，使得她不得不在突如其来的三年灾荒面前，独自承担起抚养公婆的责任。然而身心饱受折磨的赵五娘在生死边缘挣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