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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行为及经济发展:一个分析框架摘要：本文在对地方官员行为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影响官员行为的多个方面，即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和腐败，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我们考察了不同因素对官员行为(主要是努力和腐败)的影响，并得到了相关命题。与那些只研究一方面因素对地方官员行为影响的文献相比，利用我们的框架得到的结论更加全面。 关键词：政治晋升；财政分权；腐败；经济发展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1(02)－0075－06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目前大量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献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政治体制的影响作用如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腐败问题等，尽管这些角度看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方面都会对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的行为产生影响。而且，在现实中很多政策的出台，如私有化，并不是中央政府的推动的，而是地方政府根据其收益最大化计算后的选择，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关键是“征得地方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因此，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时就必须考虑地方官员的行为。 然而，目前大量的文献将研究的视角集中在地方官员的重要性，也就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上。一般认为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即分权体制、政治晋升体制和官员腐败，因此，郭广珍将相关文献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文献是关于(财政)分权体制问题的分析。虽然中国在政治上被认为相对集权，但在很多方面，如财政上，却是高度分权的，数据统计显示，中国省级财政支出很长时间内一直都大大超过中央财政支出。所以，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也被称为财政联邦制度，并一度被认为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受此类观点影响，学者们也做了大量实证研究，但是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第二类文献将目光转向了中国一个特殊的政治制度安排：党管人事。在中国评价地方官员的文件中，经济指标(特别是GDP)占了很大比重，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作用比其他国家更大。这类文献将激励理论中的锦标赛模型应用到政治领域，进而构造出了政治晋升模型。该理论也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然而一些实证研究也得到了相反的结果；第三类文献则打破了上面两类文献中对官员“仁慈”的假设，并假设官员也要追求其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为中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并不完善，官员的贿赂行为就不得不被考虑进来。其实，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官员的腐败问题在其他国家，如美国也是很常见的。但是，学者们对腐败在特定的环境下究竟是阻碍经济发展，还是促进经济发展存在不同看法。 总而言之，通过对以上文献分析表明，每一种解释都存在不足，所以目前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简直是“盲人摸象”。我们认为仅仅考虑其中单个方面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很难得到一致的结果。尽管也有些文献考虑了其中两个因素，但还没有文献同时将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和腐败三个方面对官员的激励作用加以研究。下面我们将构造一个(地方)官员行为和经济发展的框架，通过这个框架我们可以分析财政分权、政治晋升以及腐败同时发挥作用时，官员行为如何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并分析各个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只有将多个因素结合起来统一分析才可以弥补单一分析的不足。 二、政治晋升、财政分权与官员行为分析 1.　分析框架 在我们的框架中，如图1所示，假设存在一个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每个地区各有1个企业。我们假设不存在地区保护，因此这两个地方的企业都面临完全竞争的市场。两个地方政府进行公共设施投资，也不存在相互的外部性问题。下面我们对每一个行为主体进行设定。 首先是中央政府。我们这里的中央政府是一个外生行为主体，即并不参与博弈，而仅仅提供外生环境变量，具体而言就是外生决定税率和财政分权比例，因此，可以进一步决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最终得到的财政收入。 当然，最重要的行为人是地方官员，而地方官员的行为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即经济领域(财政分权和腐败)与政治领域(政治晋升)。在经济领域，按我们以上财政分权的设定，地方政府可以分到一部分财政资源。地方政府官员对这些财政资源有两种配置方式，第一是进行公共设施投资，进而提高当地企业的产出；第二是用于在职消费或者贪污。尽管地方官员的腐败有很多种，而本文仅仅利用第二部分资源衡量腐败。 在政治领域，主要是政治晋升发挥作用。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出现，由于其努力是不能被中央政府观察，所以中央政府只能选择其他指标对其进行激励。这里我们认为假设中国中央政府将GDP作为一个可观察的指标，并在不同地方政府间实施政治晋升的锦标赛机制还是比较客观的。在这种体制下，如果一个地区的产出(即该地区企业的产出)大于另一个地区的产出，该地区的领导人就获得晋升。由于地方企业的产出并不一定和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