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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政府驱动摘要：本文利用中国地级以上264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需求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变量的基础上发现各地房地产开发、以经济发展和公共产品提供为内容的城市竞争形成了农地非农化的压力；高校园区扩张、开发区热和土地出让收入不仅是城市化土地需求的重要因素，而且在一定时期内具有递增作用。这表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具有明显的政府驱动。分地区计量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中部地区土地出让收入显著，西部地区表现出房产开发和高校园区的扩张驱动。 关键词：城市化；农地非农化；政府驱动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3）-0033-09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得到快速发展，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4年的41.8%，年均增长3.32%。全国建成区面积由1985年的0.9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3.25万平方公里，年均增长6.74%①。然而，与此同时耕地面积的迅速减少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敲响了警钟②。 固然，农地非农化是城市化的前提和必然结果，但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非完全由经济发展所拉动，而是带有很大的政府驱动因素。所以，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存在着过速转化和低效利用的现象。土地征用是我国农地非农化的途径，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农民对土地产权的部分缺失及其弱保护和土地征用的非市场化运作已经成为我国农地非农化的明显弊端，亟需从制度层面加以匡正。 不少学者对此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如将政府的征地权限严格界定在公益性范围之内［1］，赋予农民完全的财产权，从而使农民能够充分有效地保护耕地［2，3］，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 对土地市场进行有效的整合［4-6］。其中，也不乏一些案例研究［6-8］。但系统的实证分析还十分鲜见。因此，对农地非农化的需求因素，特别是农地非农化过速转化的成因分析，就成为非常现实的经济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目的，本文利用中国264个城市2000―200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影响因素。 本文结构作如下安排，第二节为文献回顾，第三节分析我国农地非农化的运作机制，第四节为变量的筛选和模型设计，第五节对计量结果进行说明，最后是本文的总结。 二、简要的文献回顾 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对农地非农化的扩张和加速行为的实证研究以往多见于案例分析，而较少有计量检验。在仅有的计量研究方面，以城市为微观主体对农地非农化的研究还未发现。 Seto and Kaufmann［9］利用人口、经济和偏远敏感社区数据对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驱动因素进行了一个面板回归。其主要结果是，珠江三角洲大规模的城市化是由于国际资本流动造成的，外商投资导致了农地的快速非农化。同时，人均资本投资、农业生产率与工业生产率比率偏低、农业工资和收入低下也对这种转化产生了积极影响。曲福田、陈江龙、陈雯［10］对农地非农化的驱动机制从理论和实证方面作了全面分析，认为农地非农化的经济驱动机制包括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和制度因素。农业土地利用比较效益低是我国农地非农化的主要根源，农地非农化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高度的敏感性，由低市场化配置所扭曲的土地价格促成了耕地的过速非农化。从实证结果看，人口、土地资源禀赋、固定资产投资、土地市场化程度、土地收益分配、政府管制效应和土地使用比较利益是影响农地非农化的主要因素。谭荣和曲福田［11］在他们提出农地非农化“代价性损失”和“过渡性损失”的基础上，通过对1989―2003年农地非农化的检验，发现过度性损失为66.6%，代价性损失仅有33.4%。在过度性损失中，未考虑农地生态价值造成的农地损失为44.9%，政府失灵造成的农地资源损失为21.7%。应该说，这些分析和实证结果都是十分有益的。但是，他们的分析主要依据于投资、工农业产值比较利益等变量，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明农地的过速非农化，且其分析主要建立在省级宏观数据上，没有从城市微观主体的角度对农地非农化的因素进行分析。因此，仍有必要从微观主体行为上进一步挖掘。 朱莉芬和黄季?［12］利用东部14省数据分析了城镇化对耕地的影响。其实证分析表明，虽然城镇化对耕地变化有一些影响，但经济发展是影响耕地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农村建设用地而言，城镇化对耕地减少还起到一些缓解作用。尽管这一结论值得信赖，但其分析只是表明城市化是土地集约化利用的一个方向，在城市化过程中不能因噎废食，为保护耕地而阻止城市化。从方法上看，他们只是从土地使用的实际结果上进行检验分析，而对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需求的具体因素未作解释，更没有从制度角度对农地非农化的“过度和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