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四老”天堂聚首，他们是最值得我们追的星.docVIP

“航天四老”天堂聚首，他们是最值得我们追的星 　　2月12日，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科院资深院士任新民，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102岁。 　　任新民与黄纬禄、屠守锷、梁守??一起，被称为“中国航天四老”。随着“四老”中最后一位任新民的离世，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第一代创始人的他们将在天堂重聚。任老的离去，也让我们不禁缅怀先辈，寄托哀思。 　　任新民：中国航天的“总总师” 　　青年任新民，有一腔热血。他曾于1935年考入中央大学化学系，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了有机会参加抗日斗争，他转考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学校大学部。抗日战争中，手持落后武器装备的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抵抗日军飞机大炮的场景深深刺激了任新民。 　　1944年，他被公派美国留学，并在4年后获得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以及美国布法罗大学的执教机会。执教还不到一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任新民毅然辞去美国的大学教职，辗转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不久，任新民就成为当时陈赓领导的南京军区科学研究室的研究员。1952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封电报，要他赶去北京。原来，新中国第一个军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将成立，急需一批专家。陈赓接见了他，希望他能够参与学院的成立工作。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后，任新民被任命为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教研室主任，主要讲授固体火箭课程。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发展火箭、原子弹等新兴技术，并于当年10月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作为该机构的组建负责人，钱学森将任新民纳入麾下，担任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等职。从此，任新民的一生便与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任新民到任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接收从苏联引进的P-1导弹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测绘仿制。 　　谁知在导弹研制的冲刺阶段，因中苏关系紧张，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我国的导弹是被逼出来的。”任新民清楚地记得，1960年11月5日，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20世纪70年代，国家制定了当时航天事业发展的三项重点任务（“三抓”），即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液体弹道导弹、从水下发射固体战略导弹、发射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成功将“东方红二号”送入地球同步轨道，意味着“三抓”任务顺利完成，成为我国卫星通信工程事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1992年9月21日，《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至此，中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并于当年开始实施。任新民参加了载人飞船的全部立项论证工作，并担任方案评审组组长。 　　1999年11月20日，任新民赶赴酒泉，为第一艘神舟号试验飞船出航送行……2003年10月15日，88岁高龄的他再赴酒泉，目送“神舟五号”飞船将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他像与自己相伴了大半生的火箭助推器一样，将中国航天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制高点。 　　在国庆50周年前夕举行的“两弹一星”元勋颁奖大会上，任新民获得了功勋奖章。 　　“我几乎是看着中国航天事业成长起来的，对它有非常深的感情，想要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任新民用自己传奇的一生，生动地践行着这样的承诺。 　　屠守锷：“长征二号”总设计师 　　顶着无数光环和头衔的屠守锷，最初从事航空航天研究的动力，却是动荡旧中国的一段屈辱历史。少年屠守锷在上海游学时，恰逢日军轰炸上海。面对劫难后的满目疮痍，他立志：一定要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赶走侵略者！ 　　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屠守锷发奋读书。1936年，屠守锷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清华设立航空系后，他毫不犹豫地转到了航空系。1940年，屠守锷从清华大学毕业，次年又以优异成绩取得公费留美资格，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两年后，他取得了科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应聘成为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负责飞机强度分析。 　　1945年抗战胜利后，历经浩劫的祖国百废待兴。屠守锷立即辞去了工作，历时40余天，辗转回到祖国。1957年2月，正当壮年的屠守锷??聂荣臻元帅之邀，跨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门。从此，他的命运便与中国航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从回国之初的任教、搞研究，直到1957年，屠守锷的专业都是飞机。“为啥改行搞导弹？国家需要啊！”掷地有声的话语，至今仍回荡在后辈的耳边。 　　屠守锷的新岗位，是钱学森领导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的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没有资料，没有图纸，他和众多专家一起，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搜集资料，摸索实践。 　　“第一枚导弹搞得最艰难。”1960年末，苏联撤走全部援建专家，仿制的导弹是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