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学者眼中新世纪中国改革.docVIP

印度学者眼中新世纪中国改革Q 对于中国和印度两国来说，2002年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中国在经历了五年的经济衰退之后，在这一年重新获得高速发展，而且共产党的“十六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共产党向民营企业家的开放，正式宣告过去的五十年里阶级斗争敢想的完结。 在印度，2002年不仅仅是衰退的结束，而且还是印度中产阶级赖以发展的社会主义心态的终结。印度的经济衰退只允许最有效率的公司生存下来，印度结束了在“大”行业和塑造了中间阶层的“小”行业之间的挣扎。印度同时也尽力消除两千年来印度教哲学对获得财富这一行为的压制，转而接受资本主义“财富等于成功，成功源于美德”的思想。印度媒体将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取胜，用一个新名词来表示一印度公司。 中印两国似乎都已经渡过早期资本主义的浅滩，进人长期稳定发展时期。正如关于“金砖四国”的报告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2020年的世界的预测那样，人们忽然对预测中印两国在21世纪中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产生了深厚的兴趣。这说明中印两国在未来世界舞台上将扮演重要角色，并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已经成为共识。 税费改革的双重目标 税费改革是要堵住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遗留下来的漏洞，地方政府利用这个漏洞增加农民负担，增加税收。税费改革首先于2000年在安徽省试点，并于2002年扩大到全国20个省份。它取缔了各种非法并且非常随意的收费，少数地方政府靠对农民说谎收取这些杂费。政府最后只对除烟草之外的经济作物课税，税收比例为5％。它有两个作用：第一是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第二是迫使地方政府精减冗余的人员。据媒体报道，这项改革大大减少了地方政府对农民收取的苛捐杂税。但是另外一个关于中央和政府之间财务关系的重大改革，很快超过了农村税费改革的影响。 陕西省延安市曾是首批进行税费改革的地区之一。2004年，延安更进一步，把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也取消了。简言之，就是把有关农业的税种全部取消。中央政府大力宣传了延安地区的措施，并借此宣布五年内要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农业税。这项措施在农村地区反响极大。2006年初，在全国范围取消了农业税，比预期时间提前了三年。 之所以能这么快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是因为农业税已经变成地方政府总收入里面一个很小的部分。2005年农业税收只占全国收入的1％多一点，但这点钱对最不发达的地区，以及农村里最贫困的家庭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农业税的收取难度很大，因此成本很高。再者，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央和地方政府能从其他渠道获得巨额的收入。 农业税的废除发生在税费改革之后不久，它们的社会影响彼此是分不开的。据官方报道，扰舌忪共秩序案件数量在十年内首次出现下降。2006年，大量的农民工离开了打工的城市回家种地，并引发大量工业城市的“民工荒”。 在很大程度上农村税费改革达到了它的第二个目的――精减农村的行政管理。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负面影响。在明显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断绝了乡镇级和村级政府组织的收入来源，但同时并没有减轻它们的行政责任。为了补贴地方政府，2006年2月，温家宝宣布中央政府将直接向县级和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拨款1000亿元，以弥补由于取消农业税和其他杂费造成的财政缺口。第二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一系列扶持农村的措施，这就是其中之一。其他措施还包括向农村的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事业拨款3400亿(较前一年相比增加了14％)，把个税税收的起征点提高到1600元。更重要的是，严格限制地方政府以极低的价格，甚至不给农民任何补贴征用土地。 但是延安改革的经验表明，农村税费改革只能暂时而不能一劳永逸地减少社会不满，因为它没能解决地方政府自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以来就面临的问题。 把地方政府获得收入的大部分权力拿走，农村税费改革使情况更严重了。在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这个问题被经济增长带来的财政收入大幅上升所掩盖。但是当经济衰退来临时，就像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时那样，企业由盈利转为亏损，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贫困的省份和工业欠发达的地区，根本没有工业发达地区那样的“缓冲”。延安的一个乡党委书记告诉调研人员，取消农业税以后，他们的收入只有3万元，但支出却高达20万元。在较贫困的县，两项农业税税收占到总财政收入的三成以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2年在山西做的一个调查，就像1994年发生的那样，国家的这些转移支付远不能弥补基层政府的财政缺口。调查中发现，村委会担负着教育费用的78％，而县级、省级以及中央政府只承担了22％。据估计，教育费用的85％只能通过“预算外”的征费来筹集。如果要废除农业税和各种费用的征收，县级、省级和中央政府要投入之前投入的四倍的转移支付，才能堵住这个缺口。2006年中央公布的转移支付总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