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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学大师斯蒂格利茨零距离接触3月12日凌晨6点过，昏暗的天色中飘着细雨，乍暖还寒的初春透着一丝凉意。64岁的斯蒂格利茨精神矍铄地走过屋前的田间小道，顺着河边的杉木廊桥，穿过横卧在小河上的侗寨花桥…… 他突然停下来，静静地注视眼前的这片寨子，然后轻盈地跨上汽车，准备离开还在沉睡中的地扪侗寨。今天，他要乘坐这辆12座的面包车跋涉10余小时的崎岖山路，赶到贵阳龙洞堡机场，乘坐晚上8点前往云南昆明的飞机 汽车穿过地扪侗寨向村口走去，斯蒂格利茨侧过身体，非常郑重地向在这里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民办生态博物馆――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的李伟杰先生表示，他还会重返地扪，并希望介绍他的朋友到这里来考察或度假 3月9日至12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XX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4天的活动。这是他在参加3月18日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发展论坛前夕安排的一次对中国西部农村的考察 很多人都是从“当代贵州”3月10日举办的“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专题讲座活动中知道斯蒂格利茨到访贵州的。这场由当代贵州杂志社、中国西部文化生态工作室、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联合主办的讲座，有1XX年10月份知道了斯蒂格利茨教授计划前往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的消息，因为他在贵州的整个行程将由中国西部文化生态工作室负责安排。斯蒂格利茨通过他夫人的朋友，一位美国著名的作曲家知道了地扪侗寨，以及在这里建设的中国第一个民办生态博物馆，于是专门安排了这次考察活动 斯蒂格利茨教授9年前到过贵州。当时，他作为世界银行的官员，到贵州的关岭自治县等地考察实施扶贫项目。9年后的今天，他在遥远的少数民族村寨里感受到了中国的农村正在发生的沧桑巨变。“中国农村的显著变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中国的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边远的农村已连通了公路；即使在远离省会城市400多公里的偏僻山村，手机信号也非常好；在只有几百户人家、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地扪侗寨，竟然能上互联网！ 斯蒂格利茨教授的经济学人生 在西方，有人认为诺贝尔奖得主远比国家元首“珍稀”。因为总统可以有很多，而诺贝尔奖获得者全球每年只有几个 斯蒂格利茨教授1943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960年考入美国东部著名大学――阿赫斯特学院（AmherstCollege）；毕业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进修经济学，师从保罗萨缪尔森，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年仅26岁即成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此后，他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1979年获美国经济学会专为40岁以下有杰出贡献的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克拉克奖；1993年至1997年在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先为成员，后任主席；1997年至1999年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教授为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XX年由于他在“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分析”理论研究上的突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如果追溯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思想的起源，可以先了解一下他的成长过程。他会提到他的父母和他生长的小城。在那里，他的同学们――那些钢铁工人的子女们，使他了解到破产和解雇带来的苦痛。他有一个勤奋的家庭。他的父亲95岁才从保险代理人的岗位上退休；他的母亲，在67岁时按规定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休后，又开始教人纠正阅读，一直工作到84岁 斯蒂格利茨说：听起来很奇怪，我的父母、老师对我强调，不应该关心钱。他们说生活和钱是毫无关系的，生活的重要性根本不体现在钱上，生命的重要性来自于公共服务，以及你的思想和所做的研究，因此他们不断地鼓励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在我的成长阶段，我的家人就同我进行了很多有关政治和经济的讨论。 斯蒂格利茨的家乡是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叫做加里的小城,此城以生产钢铁闻名，诞生了两位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位是萨缪尔森，另一位就是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后来进入了阿默斯大学。他认为阿默斯大学的教学方式对自己的成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它偏向人文教育，要求学生学习所有的科目。我的主修专业是物理，但是我还得学习英语、历史、生物、化学等等。他们是想要你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去了解一切。这使我在以后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去研究经济学 斯蒂格利茨认为，阿默斯大学的教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教学采用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我们并没有什么讲座，主要是我们问问题他们回答、我们再问他们再回答的一种对话式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的并不是学习某一段材料、写某一个题目。这种教学中最重要的是你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其实，要回答问题是很容易的，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关键。所以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一直在想怎样才能提出更好的问题。这不是说我们获得回答不需要任何努力，只是我觉得这种教学方式使我不断地学习，并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蒂格利茨曾多次强调，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