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殖民时代到工业符号糖的世界旅行.docVIP

从殖民时代到工业符号糖的世界旅行人类许多极不显眼的日用生活品和极常见的动、植、矿物的背后竟隐藏着一部十分复杂的、十分具体生动的文化交流的历史，糖是其中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个。――季羡林 上世纪30年代，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欧洲主要国家中，“糖”这个字，英文是sugar，德义是zueker，法文是suere，俄文是caxap，其他语言也都大同小异。它们都是外来语，根源就是梵文的sarkara。这就说明，欧洲原本是没有“糖”这样东西的，糖，确切地说是蔗糖，是从亚洲起源的 这个来自印度的sarkara，在中国的唐朝时代叫“煞割令”。这个古怪的译名出现在张敦煌残卷上，着实让1981年初次看到它的季羡林摸不着头脑。以这张残卷为线索，季羡林在通过大量的考证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早就开始种植甘蔗，也掌握了蔗糖制作技术，但不如印度制的糖好。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派遣使者到印度去学习制糖技术，之后中国造的糖“色味愈西域远甚” 就在亚洲人品尝糖的甘甜之时，欧洲人只能从蜂蜜中得到对于“甜味”(sweet)的类似体验。直到11世纪，东征的十字军骑士才在叙利亚首次尝到糖的甜味。之后，糖作为来自东方的珍稀之物，只有王室成员、贵族和尚级神职人员才能享受得到。直至19世纪，情况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糖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欧洲人在茶中加糖，在咖啡中加糖，使糖和茶、咖啡一道，成为平民百姓的“重要慰藉物”。这一逆转之所以发生，源于欧洲国家在南美洲、亚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大肆驱使当地劳动力以及黑人奴隶种植甘蔗，以满足民众对糖的渴求 而在糖的世界性传播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经济权力和社会关系结构体系、消费习惯的变化及其反映的趣味变化等等，成为学者们感兴趣的命题。季羡林年过八十还花了十多年时间对糖进行专门研究，并完成了一部七十多万字的《糖史》，就是因为他认为，在很多人们司空见惯因而忽略了其背后所隐藏的历史的物品中，糖“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 从奢侈品到必需品 人类学者王铭铭在《糖粒上的历史》一文中指出，中国和欧洲对于糖的消费演变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共同经历了“产量越来越多，价钱越来越便宜，药用越来越少，食用越来越增”(季羡林语)的“庶民化”过程。美国约翰权力》中以英国为例，描述了这一过程：1650年的珍稀之物，1750年的奢侈品，1850年的必斋品 在悉尼“庶民化”，与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工业革命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欧洲国家在殖民地大量种植甘蔗，正如同它们用印度茶替代中国茶，是为了抵消贸易逆差，不需要再以昂贵的价格进口糖。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也把甘蔗引进了加勒比海地区，使这里成为新兴的甘蔗最大产区。英国也在17世纪40年代以后在巴巴多斯、牙买加等殖民地大肆种植甘蔗，比如巴巴多斯岛这个仅有43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就有900多个甘蔗种植园。甘蔗由此成了很多殖民地的单一作物。甘蔗产量增加，糖的价格急剧下降，糖变得易得。而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后，把包括糖在内的刺激性食物提供给农场和工厂的劳动者，就可能“降低创造和再生产都市无产者的总体成本”。换言之，工业革命需要机器不停地运转，这就需要工人能超时工作，同时又不会因为疲劳而引致劳动效率下降，此时糖和茶、咖啡等刺激性食物一样，就派上了用场。男性劳动者需要以甜食补充热量；而在劳工家庭中，肉类由男性家长独占，糖也就成为妇女与儿童补充热量的重要来源 关于后一点，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认为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宇宙观”得到强化的年代。所谓“资本主义宇宙观”，是将个人的永久不幸当成经济智慧的前提和国家福利的源泉，而为了消解个人时常感受到的痛苦，茶、咖啡等刺激性食物就成为了减少劳役之苦、消除心灵创伤的“重要的慰藉物”。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茶或咖啡的故乡喝它们并不需要加糖，但到了欧洲，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定要在喝茶喝咖啡时加大量的糖。欧洲人嗜糖，既是一种现实需要，更是一种心理需要 苦涩的甜蜜 欧洲人通过享受糖来满足肉体的愉悦，消除心灵创伤；而在作为殖民地的蔗糖产地，糖的甜蜜是跟劳工、奴隶的血和汗掺杂在一起的 欧洲国家在殖民地开辟甘蔗种植园，往往是将当地的森林砍伐殆尽，改种甘蔗，并从中国聘请全球最会种甘蔗的福建人来管理蔗田。长期耕种单一作物，而且纯为外销所耕种，粮食只能依靠进口。这使得那些曾作为甘蔗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如牙买加、海地、古巴、爪哇、菲律宾等，不仅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经济上也无法自给自足，至今仍处于贫瘠边缘。菲律宾还发生过因为蔗糖生产过剩，价格暴跌，当地华工因此与殖民当局对抗，遭到镇压的血泪史 另外，甘蔗种植费时费力，至今仍不能实现机械化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才能完成从种植到砍伐的一系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