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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大中华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社会在亲民、务实、科学、法治、民主的温暖党风、政风吹拂下，严重的资源、环境和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明显缓解，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的激情。然而，中国的大发展面对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的社会发展条件越来越苛刻，人口、资源、环境的循环已达到或者接近支撑的极限。中国要发展，需要一个自身革命的政府为先导，统领全国上下，关注国情，放眼世界，总结昨天，调整今天，实践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大中华的和谐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在牺牲发展条件中求发展。一些学者称之为自残式发展。人是自然的产物，但人类的发展却是在毁灭自然中进行的。地球诞生大约４５亿年，地球生命发生大约３５亿年。人类的出现不过３００万年。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文明不过６０００年。在３００年以前的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人类与自然基本上能够和谐相处。但在工业革命以来的３００年，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已经接近自然对人类生命的支撑极限。照目前的开采规模，石油天然气最多够耗５０年，煤炭最多够耗１００年；到２０２０年，地球上的大多数矿产资源包括铜、铝、锡、锌、金、银等都将被开采完毕。今天，环境和生态危机已经充分显现：南极臭氧层空洞在不断扩大；全球气候变暧，温室效应使海平面不断上升；工业生产带来的大气污染、海洋与淡水污染、土壤污染、化学污染相当严重；森林覆盖率大幅锐减、土地沙化荒漠化日益严重；人类疾病发病率在上升，物种灭绝在加速……人类在以物质为中心的飞速发展中，再发展、持续发展的条件却在不断丧失 人类在缓解资源环境危机方面的合作与努力是非常必要的。这一点，全球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１９７２年，联合国召开的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上，提出了人类要爱护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１９９２年，联合国召开的第二次环境发展大会上，达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识，并制定了若干缓解全球资源环境危机的目标。但在如何合作方面，至今还没有统一认识，更谈不上协调处理。在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发达国家今天的发达程度，与其昨天对自然的掠夺、破坏程度是呈正比的。在应对全球资源环境危机问题上，发达国家多承担一些义务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事情恰恰相反，当人类共同的危机到来时，发达国家首先考虑的不是面对危机，而是通过各种办法向弱者转嫁危机。发达国家基本的逻辑是，发展的机遇一出现，就会首先抓住；而地球的危机一旦到来，则让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先品尝。具体情况是：一方面，发达国家拒不执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以优惠条件进行技术转让的政治承诺，官方发展援助不升反降，同时还无理要求发展中国家调整国内产业政策，企图推卸掉发达国家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的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凭借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在其有优势的领域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量化或更改各种环境标准，并将人权、贸易、劳工等问题引入环境领域，目的是借环境保护之名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最典型的例子是旨在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的案例。美国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３０％，然而就是美国于２００１年首先退出《京都议定书》，不承担二氧化碳的减排任务，使人类在阻止温室效益方面的这一努力几乎流产。后来是俄罗斯的加入，才使这一造福于全人类的活动得以持续。但美国至今没有为此承担义务 对世界资源、环境问题负有主要责任的发达国家，在应对资源环境危机方面不承担主要义务，极大地弱化了人类在拯救“共同家园”方面的合作与努力。这样一来，地球资源环境问题一方面是越来越突出，危机越来越深刻，另一方面是人类应付危机的合作与努力形不成气候。结果只有一个：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在不断丧失 我国社会发展的条件越来越苛刻 自１９７８年党和政府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架在改革开放这两个强有力的推动器上，飞速前进。经过２７年来的努力，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当代世界最伟大的奇迹。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当初曾经创造了“１００年超过一切时代”的神话的话，中国人却在短短的２０多年里创造了远远超过我们祖宗过去一切年代总和的生产力：ＧＤＰ突破１１万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超过１２万亿，１３亿人基本解决了温饱，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迅速提高。然而，由于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我们也为奇迹的到来付出了资源告急、环境严重污染和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等方面的沉重代价。中国社会发展刚越过温饱线，就面临冷酷无情的发展瓶颈 资源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同时又是资源贫国。人口接近世界的１／４，资源拥有量却不足世界的１／１０。资源浪费极为严重。万元ＧＤＰ的能耗超过发达国家３－１１倍。照此消耗速度，我国４５种主要矿产只有６种能支撑过２０２０年，石油天然气储量最多可支撑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