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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条例》亟需问责制
《信息公开条例》亟需问责制XX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公开条例》)正式施行。《公开条例》甫一实施,就遇上了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和尔后举办的北京奥运会。在灾难性突发事件和世界人民关注的体育盛事面前,中国政府和新闻界的科学决策和有效传播展现在世人面前
但与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希望相比,在《公开条例》颁布三年多的时间里,各级政府在信息的公开服务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总结三年来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和相关事件,民众对其诟病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开信息的质与量都不够。所谓质,譬如政策方面的信息,与公众的利益关系并没有更多的阐释,公众认为其意义不大;一些公众认为重要的诸如财政支出等信息,线条过于粗略,公众无法从中判断其花费的正当性。所谓量,即民众需要的、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仍为少数。二是公开的信息民众看不懂。三是公开的渠道不畅通,许多县级政府网站甚至市及省网站或处于停滞状态,或更新速度滞后。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地方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XX年)》显示,在被调查的43个省会城市、大城市的政府门户网站中,半数以上被评定为不及格;XX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显示,半数县乡镇政府网站处于“半瞌睡”状态,有的直接显示为“无法显示该网页”。最后,政府回应信息态度傲慢,速度迟缓,推诿现象仍然存在,推诿理由多为“信息不存在”或者“公众要求的信息涉及国家工作机密、商业机密的不予公开”
笔者认为应尽快完善各地有关的问责制度,这样才能保证《公开条例》真正实施。解决以下三方面问题尤为重要――
【“责”如何定】
《公开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按照规定,如果没有对以上信息主动公开,或者公众通过合法程序要求公开却没有公开,行政机关就应该负有责任
在《公开条例》实施过程中,责任界定的难点就在于某个信息本身应属于“公开”还是“不予公开”的范围。在这个关键点上,《公开条例》的划分不明晰,列举的内容并不能囊括所有应予以公开的政务信息,而各地方政府往往进一步限制“公开”信息范围
XX年5月4日,湖南省汝城县黄由俭、邓柏松等5位市民请求县政府公开有关原县自来水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县政府则以“调查报告不能代表政府意见,只是供领导参考使用的,因此政府调查报告不属信息公开的范围”等理由拒绝公开。从此事件可以看出,各地政府还需本着“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对于不公开的例外信息范围作出明确界定。目前来看,《公开条例》规定的例外的范围只有“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三种,而关于后两种还可以由政府机关裁量。条例中如果“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可能”一词模糊概念,往往成为争论焦点所在
而《公开条例》中并未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予以界定,这就使行政机关在实际操作中拥有很大的裁量权,可以轻易地将其不愿公开的信息归入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大口袋”而拒绝公开。同时,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隐私法,这也为例外信息的依据增加了难度
针对以上情况,明确例外信息范围才能真正对“责”加以界定。首先,我们可以借鉴外国对例外信息规定的做法,比如美国的《信息自由法》就明确规定了免于公开的九种例外信息,此外都应予以公布。其次,一些与《公开条例》相关的法律应进一步完善和修改。就拿《档案法》来说,这部形成于XX年代的法律显然与《公开条例》有很多内容不协调甚至相违背。只有剔除诸如《档案法》、《保密法》及隐私权的界定中与《公开条例》相冲突的方面,才能做到真正的有法可依
【问“谁”的责】
关于责任人问题,《公开条例》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违反本条例规定,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了这些监督和保障措施才能让《公开条例》真正落到实处。但《公开条例》实施三年来,还未发现一起因政府信息公开不力而受到行政处罚的例子,更别说有关负责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了。是否可以由此推断,《公开条例》实施两年来还未发生一起信息公开不力的事件?显然事实并非如此。XX年6月17日,湖北石首一名酒店厨师自杀引发群体性事件,这起事件暴露的是石首政府与人民的紧张关系,而这层紧张关系的背后正是政务信息的不透明
正如《人民日报》载文所批评的一样,事发后,“在长达约80个小时内,一方面是政府的新闻发布语焉不详;一方面是网友借助非正式媒体发布信息、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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