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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非体制化利益表达成因研究述评[摘要]利益表达是政治过程的开始，也是民众影响公共政策的有效渠道。当前，我国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影响了农民的利益表达。文章从利益表达的界定出发，对我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成因及路径选择方面进行综述 [关键词]非制度化；利益表达；路径选择 [作者简介]王雅楠，华东理工大学XX年与鲍威尔合著出版的迄今已成为政治学经典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不仅创立了“结构一功能主义”学说，而且认定政治体系是一个包括环境、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等部分的系统，并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专门开辟整章对作为政治体系的过程功能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加以详细阐述。阿尔蒙德指出：“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只有有了充分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才是有意义的。所谓利益综合，就是“把各种要求转变成重大政策选择的功能”。朱光磊教授在《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中不仅肯定了阿尔蒙德的上述观点，而且明确指出：“当代的中国政府过程也是从分属于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群众，以及代表这些群众的党派团体等表达一定的政治要求开始的。”在他看来，利益表达作为政治过程的起始点在各国都是一样的，而各国在政府运作起始环节上的差别主要在于这种表达的强度和表达方式的不同。研究政府过程必须研究社会分层和不同社会层次人们的利益诉求，研究利益综合和据此进行的决策过程 2、利益表达是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提出各种要求的过程。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将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朱光磊教授在《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中使用的是“意见表达”概念。他对这一概念的含义的表述与阿尔蒙德的表述大致相当：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群众，以及代表这些群众的党派团体等“提出不同的政治要求的过程，在政治学上，被称之为意见表达或利益表达” 3、对各种利益表达的结构和方式的态度的不同，极有可能导致极为不同的社会结果。阿尔蒙德认为：大多数体系都至少允许人们以某种形式进行十分有限的利益表达。在渗透性独裁的体系，为大多数公民和集团进行的合法的利益表达局限于提供信息或可能是申诉疾苦。再就是政府行政机构和政党中的各类机构性集团可能在上面确定的广大范围内向上司提出改变政策的建议。较开放的体系，为利益表达提供了种类繁多的渠道 因此，利益表达是一种正常的社会互动方式，它是政治系统获得支持的主要源泉，它的实现程度关系到政治系统的真正稳定和持久存在 (二)非制度化利益表达阐释 阿尔蒙德根据利益表达可以由许多不同的结构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将利益表达方式分为合法的和强制性的两种。其中合法的包括：个人与政治上层人物联系；精英人物代理；政党；立法机构；抗议示威。强制性的包括：罢工和阻挠；暴乱；政治恐怖及暗杀。他不仅具体分析不同利益表达方式各自的特点，而且用大量事例说明不同方式其作用和结果是不同的 阿尔蒙德认为，“在贫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是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农民往往因人微言轻，缺少必要的利益表达渠道，难以及时、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其利益损害一旦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就可能以某些极端的抗议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表现为非制度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即自发地组织、倡导和运用某种方式，通过一定渠道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非理性行为，或突破现存制度规范的行为和非常态行为 二、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成因 农民作为中国当代的弱势群体，其利益保护已经得到了我国政府的相当重视。但是，农民群体中相当数量的人员，因其职业、社会地位、地理位置、性别及能力低下等原因而被排斥在权力之外，实际受到的保护甚微。尤其是在影响他们命运的决策、立法之处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因此表现出政治参与能力低下。如乔亚南所言：“该阶层非理性、非规范参与的现象比较普遍，暴力抗争、群体上访等事件时有发生，并且伴随着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不一致现象，阶层冲突有加强的趋势。”显然，他们的利益表达属于非制度化的范畴。从其成因看，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无效性 中央政法委的有关调查指出：“除少数有政治目的的群体性事件外，多数群体性事件经历了正常上访，集体上访，通过正常形式和渠道，群众的正当要求没有满足，群体性事件便表现出反复性和逐步升级的特征，合理的要求往往通过激进行为表现出来，最终发展到围堵党政机关，辱骂殴打劝阻人员，甚至阻塞铁路公路交通。”肖唐镖通过对大量案例的分析研究后指出：农民首先会选择和平的沟通性方式，如正常信访；无效后，才会选择逼迫性方式，如静坐、大规模集体越级上访；最后，极有可能实施敌视性行动，如打砸政府机关，这